銀行卡是我們每個人生活中都離不開的，隨著經濟迅速發展，銀行卡在改變我們生活節奏的同時，也牽連出許許多多與之相關的法律問題。本文是一篇法律論文范文，主要論述了儲蓄合同中的相關問題。

　　論文摘要 近年來銀行卡盜刷案件頻發，儲蓄合同糾紛愈演愈烈，一些法律問題亟待厘清。法院宜結合案件具體情況，判斷是否適用先刑后民原則中止審理。而儲蓄合同兼具保管和借貸的性質要素，與借貸合同的合同性質最為相似，因此宜參照嚴格責任原則歸責，保護儲戶切身利益。

　　論文關鍵詞 儲蓄合同,先刑后民,舉證責任

　　在生活中，犯罪分子利用pos機盜取儲戶銀行卡信息，通過持偽卡輸真密碼異地取現的案件屢見不鮮。這類犯罪具有集團化、專業化的特點，給公安機關偵破案件帶來極大的難度，也使追繳贓款變得極為困難。

　　在現實中，這類犯罪呈上升趨勢，儲戶與銀行之間的儲蓄合同糾紛也隨之爆發。對于儲蓄合同中存在較大分歧的案件受理及舉證責任分配方面的相關問題，因法律與司法解釋對此并無具體規定，直接導致司法實踐中各地法院做法不一，故對其從理論上加以探究顯然非常必要。

　　一、儲蓄合同糾紛中“先刑后民”原則的適用

　　在銀行卡盜刷案件中，當儲戶發現卡內資金被盜，而銀行拒不履行儲蓄合同義務時，儲戶以儲蓄合同糾紛訴至法院，有些地區的法院以卡內資金被盜的犯罪事實尚未查清，依據先刑后民原則裁定中止審理。而由于刑事案件偵查階段時間跨度較長，先刑后民原則在此類案件中的適用，往往成為銀行拖延履行還款義務的擋箭牌，使儲戶受損的權利無法得到及時有效的救濟。在儲蓄合同中一概適用先刑后民原則是否合理?有必要在理論和實踐中加以探討。

　　儲蓄合同是存款人與儲蓄機構之間訂立的客戶將資金存入儲蓄機構，儲蓄機構開具存單或存折給存款人，存入資金由儲蓄機構支配，存款人按照約定到儲蓄機構支取本息，儲蓄機構有義務按照約定無條件支付本息給存款人的協議。由于儲蓄合同并不屬于合同法中規定的有名合同，關于儲蓄合同的性質，我國法理界存在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儲蓄合同屬于保管合同，但在儲蓄合同中銀行依照基準利率支付儲戶利息的行為，貨幣作為一種特殊的種類物轉移占有即轉移所有的特性均與保管合同中保管人毋須支付寄存人報酬且保管人只對保管物享有占有權而無所有權的基本特性相悖。第二種觀點認為，儲蓄合同屬于消費借貸合同，所謂消費借貸合同指一種出借人有償的將金錢等物品交給借入人的借貸合同。

　　筆者認同第二種觀點，在儲蓄合同中，儲戶作為借貸合同中的出借人，銀行作為借款人，儲蓄合同成立生效時，貨幣的所有權即發生轉移，風險由銀行負擔，而儲戶持有真實銀行卡及正確密碼作為債券憑證，享有隨時要求銀行履行還款義務的債權請求權。儲蓄合同中存款行為有償性及貨幣占有與所有一致性均符合消費借貸合同的法律特征。

　　基于儲蓄合同屬于消費借貸合同的法理基礎，儲戶享有與存入貨幣相等數額的債權請求權，而銀行則取得存入貨幣的所有權，當然，真實的銀行卡與正確的密碼作為債券憑證，合同雙方均負有保密義務。那么，顯而易見，在偽卡異地盜刷案件中，盜刷人侵犯的是銀行對貨幣的所有權，而當銀行卡被盜刷后，儲戶持真卡以儲蓄合同糾紛訴至法院要求銀行履行還款義務，正是基于其享有的債權請求權。儲戶起訴銀行要求履行還款義務屬于典型的合同之債，那么，一些法院以銀行卡內資金被盜的犯罪事實尚未查清，依據“先刑后民”原則中止審理的做法確有值得商榷之處。

　　“先刑后民”指的是同一主體實施的某一行為，同時觸犯了民事和刑事法律規范，從而引起了民事、刑事兩種責任的交叉，而民事責任的劃分又必須依賴于刑事案件的處理結果，因而必須中止民事案件的處理程序，在刑事案件有了處理結果后，再繼續對民事案件進行處理。②關于存單糾紛中的先刑后民問題，最高人民法院于1997年12月13日頒布了《關于審理存單糾紛案件的若干規定》，其中第三條“存單糾紛案件確須待刑事案件結案后才能審理的，人民法院應當中止審理。對于追究有關當事人的刑事責任不影響對存單糾紛案件審理的，人民法院應對存單糾紛案件有關當事人是否承擔民事責任以及承擔民事責任的大小依法及時進行認定和處理”。明確規定了“刑民并行”的司法處理方式，當刑事案件不影響存單糾紛案件審理時，法院應當對存單糾紛進行及時審理，同時也對“先刑后民”進行了范圍限定，即“確須待刑事案件結案后才審理的，法院應當中止審理。”

　　繼續分析銀行卡盜刷案件中三方當事人的法律關系，盜刷人持偽卡異地取現侵犯的是銀行對貨幣的所有權，銀行拒不履行還款義務侵犯的是持有真卡及正確密碼的儲戶的債權請求權。兩者法律事實不同只是因行為指向的對象相同而產生了刑民交叉現象，在能初步排除兩個事實之間沒有因果關系的情況下，宜采用“刑民并進”的處理模式。那么在何種證據效力下，才能排除兩個不同法律事實間的因果關系?采用“先刑后民”先中止審理，待案情明朗之后再判斷銀行該承擔多大的責任，不正是秉著這樣的初衷?

　　誠然，采用“先刑后民”待案情查清后確能明確儲戶與盜刷人之間是否存在串謀，但此類案件由于地域跨度廣，犯罪集團流動性強等特點，往往難以追蹤，有的甚至幾年也無法破案，須知“遲來的正義即非正義”，儲戶的權益實在經不起如此一拖再拖。

　　在此類案件中，ATM機憑借識別真實的銀行卡與正確的密碼完成支取，真實的銀行卡與正確密碼缺一不可。筆者認為，若在銀行卡被盜刷時，儲戶能證明真實的銀行卡就在身邊，而遠在千里之外的盜刷人采用的是偽卡在ATM機上成功取現，即可初步排除儲戶與盜刷人之間存在串謀。在儲戶收到銀行卡異地取現短信后，在銀行卡無法來回儲戶所在地及被盜刷地的合理時間內，儲戶若能持真卡去銀行柜臺掛失，持真卡在所在地ATM機上成功操作，持真卡在所在地商場刷卡消費，即應認定儲戶盡到了初步舉證責任，能證明犯罪分子在真卡與密碼分離的情況下盜取了銀行卡卡內資金，而儲戶并無串謀意圖。法院不應單純因為兩個不同的法律事實恰巧指向同一對象，在公安機關并無初步證據能證明兩個事實存在聯系的情況下即裁定中止審理。即使在個別銀行卡盜刷案件中會出現儲戶與犯罪分子串謀的可能，在公安查清犯罪事實的情況下，仍可對儲戶啟動刑事追贓程序重新追究責任，維護銀行的合法權利。但在大多數情況下，儲戶并無串謀，若也等到刑事偵查結案后再啟動民事審理，往往導致儲戶利益被長時間擱置，無法得到及時有效的救濟。

　　故筆者認為，在儲蓄合同中，法院應該有區分的適用“先刑后民”原則。只有在公安機關有初步證據證明儲戶亦涉案其中，確須待刑事案件結案后才能審理的，法院才應當適用“先刑后民”原則，裁定中止審理。

　　二、儲蓄合同糾紛中舉證責任的分配

　　在儲蓄合同糾紛的案件審理過程中，由于異地取現往往通過犯罪分子持偽卡及真密碼的方式在ATM機上完成，卡內資金被盜刷是銀行ATM機未能辨認出偽卡及犯罪分子掌握正確密碼兩方面原因所導致，舉證責任的分配在庭審過程中就顯得尤為重要，直接影響到銀行和儲戶最終責任的分擔。而各地法院在儲蓄合同糾紛中適用舉證責任的標準不同，也時常導致案件類似但判決結果截然不同的窘態時常發生。

　　在司法實踐中，主要存在兩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異地取現成功是由兩個因素導致，ATM機未能識別偽卡及儲戶不慎泄露密碼，兩者結合導致了卡內資金被盜事件的發生，屬于多因一果，銀行和儲戶各自承擔50%的責任。第二種觀點認為，銀行作為銀行卡的發證機關，有義務確保銀行卡的安全性，在盜刷案件中，ATM機未識別出偽卡而允許操作是首要步驟，若ATM機在第一時間能識別出插入的是偽卡，即對偽卡進行吞卡，即使犯罪分子掌握正確密碼也無法成功取現，故在持偽卡異地取現的情況下，銀行無法舉證證明儲戶存在過失時即應承擔全部責任。

　　筆者同意第二種觀點，如前文所述，儲蓄合同屬于消費借貸合同，那么當儲戶持真卡及正確密碼要求取現而銀行拒不履行時，銀行承擔的責任性質是違約責任。從我國《合同法》第107條規定“當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義務或者履行合同義務不符合約定的，應當承擔繼續履行，采取補救措施或者賠償損失等違約責任”，可推知我國在違約責任規則原則上采取嚴格責任原則，除非存在法定的免責事由，才可免除違約責任。而根據《合同法》第120條規定“當事人雙方都違反合同的，應當各自承擔相應的責任”。結合《合同法》相關規定，我們可知，在儲蓄合同中，銀行要想免責，除非存在法定的免責事由。而在銀行卡盜刷引起的儲蓄合同糾紛中，銀行又先天存在因ATM機無法識別偽卡的違約責任，銀行能否舉證儲戶存在過錯，即成為銀行減少損失承擔至關重要的一環。

　　在儲蓄合同糾紛中，儲戶是否存在過錯責任主要指儲戶是否對銀行卡和銀行密碼盡到合理使用和妥善保管義務，如果銀行可以證明儲戶存在將卡交由他人保管或向他人告知銀行卡密碼等行為，即可根據儲戶的過錯大小相應的減輕銀行的責任。根據“誰主張，誰舉證”的基本原則，不是應該由儲戶證明自己對銀行卡和密碼的保護不存在過錯嗎?根據證據學原理不難得知，只能要求主張事實發生或者存在的當事人承擔舉證責任，而不能要求主張事實不存在或者沒有發生的當事人負舉證責任。③儲戶無法對自己沒有泄漏銀行卡信息的行為舉證，因為任何人都無法對其沒有做過的事情舉證，消極的證明義務在技術上也是難以實現的。故在儲蓄合同糾紛中，宜實行舉證責任的倒置，由銀行舉證儲戶在銀行卡及密碼保管上存在過錯來減輕自身的違約責任，而不應由儲戶來承擔自己保管沒有疏漏的舉證責任。

　　另從儲戶和銀行的整體經濟實力和專業技術水平上來看，雖然儲蓄合同是兩個平等主體間的合同，但銀行作為一個龐大的金融機構，相對于儲戶，天然地存在巨大的優勢，嚴格責任原則雖然加大了銀行舉證的難度，但仍然符合公平的法律精神。究其原因，ATM機作為一種自助服務終端，根本上是銀行開發及控制的為提高利潤而發展的銀行服務延升體，銀行通過ATM機獲取高額利潤的同時，作為服務終端的開發者和利益的獲得者，就應該承擔設配所產生的風險。銀行作為設備的開發者，更了解自己設備的性能及系統缺陷，更能控制ATM機交易中產生的風險，也更能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損害發生。同樣，銀行作為銀行卡的發證機關，有義務也有能力提高銀行卡的安全性，如將容易被復制的磁條卡換成防盜系數較高的芯片卡，使銀行卡無法被輕易復制。而從2015年開始，各銀行開始陸續停止發行磁條卡，而發行防盜系數較高的芯片卡，正是銀行方面通過優化自身系統漏洞，提高銀行卡安全性能的一大進步。

　　綜上所述，在儲蓄合同中，筆者認為，舉證責任應該這樣分配：首先，儲戶只需證明銀行未履行或未按約定履行合同的事實存在，毋需證明銀行是否存在過錯。其次，銀行除非存在不可抗力的免責事由，否則不能免除違約責任。但銀行通過證明儲戶在合同履行中存在過錯可相應減輕自身的違約責任。

　　三、結語

　　隨著科技的進步和法治的發展，雖然銀行因為在儲蓄合同中存在強勢地位而承擔嚴格的舉證責任，“先刑后民”原則也被越來越嚴格地適用到案件審理的過程中，但維護銀行卡內的資金安全絕不能把責任全推給銀行，也需要儲戶和銀行共同的努力。銀行為保護客戶資金安全，在不斷地對銀行電子支付結算系統進行更新升級，作為合同另一方的儲戶，是否也應該改掉一些使用銀行卡的陋習，如不設定123456或888888這類極易被破解的銀行卡密碼，不使用不正規的POS機刷卡套現。在儲蓄合同中，儲戶和銀行共同掌管貯藏財富大門的鑰匙，只有儲戶和銀行齊心協力，才能更有效地保護卡內資金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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