侗族在歷史上以善于營造著稱，民國《三江縣志》載：“溝必有橋，其橋梁尤為邑中特點，全區不下二三十座，長約數十丈，寬丈余，橋上瓦屋如長廊，間綴以塔，高距水面率三四丈，鮮有為洪流所摧塌者。侗人長于建筑，就今而論，殆非他族所及也。”[1]文獻對風雨橋的形制化特征(橋廊、塔)給予了高度評價，此類風雨橋在廣西和湖南的侗族地區有廣泛分布。侗族的其他建筑類型如鼓樓、薩壇、住宅等，也同樣呈現出形制化、區域性分布的特征[2]，它們共同印證了侗族風土建筑譜系(以下簡稱“風土譜系”)的存在。風土譜系以某一地理區域內廣泛存在的、具有形制化特點的建筑特征為標志，是歷史上特定的匠人群體對營造技藝進行長期的調整與擇取，使其沉淀為成熟穩定的營造習慣，并在特定地域內傳播而形成的歷史系統。匠作技藝的傳播是譜系形成的重要條件，影響匠作技藝傳播的條件復雜多樣，本文以漢族和同地區苗族為參照，闡述侗族風土譜系的傳播機制。

　　1侗、漢族風土譜系的傳播機制比較

　　漢族地區的風土譜系通常依賴于匠幫而產生與發展，例如蘇州地區的風土譜系主要受到香山幫匠人集團的影響，以香山幫所在的太湖區域為中心向外輻射。《營造法原》所載的各類建筑特征是該風土譜系的標志性特征。類似的著名匠幫還有浙中地區的東陽幫、安徽的徽幫等。漢地匠幫通常由地緣與業緣復合型匠人組織，在特定地區形成規模，逐步向周邊輸出營建工藝技術，建立口碑，擴大影響。匠幫模式的成功，又反向促進匠幫職業化的提高。不應忽視的是，匠幫的長期繁榮除了依靠匠人對技藝的打磨與推銷，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主人的需求，其中典型者如徽幫——在強大的經濟實力與光耀門庭的心理驅使下，徽州商人源源不斷地為徽幫匠人提供施展技藝的舞臺。因此，漢族地區匠幫型風土譜系通常是“主-匠”二元機制作用的結果，我們大約可以用同心圓的圖形來表示這類譜系的傳播特征。越是靠近匠幫中心的地區譜系特征就越為明顯，遠離中心的地區，受交通條件的制約，匠幫的影響力下降，建筑的譜系特征減弱(圖1)。以漢族匠幫型風土譜系作參照，能夠明顯地看到侗族風土譜系傳播機制的不同。在侗族地區，“主-匠”機制并非促進匠作技藝發展、傳承、傳播的主要機制，這主要是由傳統侗族社會的生產力和經濟水平決定的。傳統侗族社會屬于典型的農業型社會，農業經濟受到侗族聚居地多山環境的限制，難以產生盈余。在侗族地區也存在精通獨特技藝的杰出人物，如工匠、歌師、地理先生等，他們所掌握的技藝能夠為他們贏得社會的尊重和一定的物質饋贈，但受農業經濟水平的制約，侗族社會最終并沒有發展出獨立于農民的職業。在大多數情況下，主人與匠人的財富水平相差無幾，由于工匠能在農業之外獲得一定的饋贈收入，其經濟水平甚至會高于主人，因此，侗族地區的主匠關系不會產生強烈的經濟刺激，從而激勵匠作技藝的發展和傳播。相比于依靠業緣發展的漢地匠幫，侗族營建技藝的傳承主要依賴于血緣聯系。侗族社會是血緣型社會，緊密的血緣聯系使得人們格外注重人情、倫理。鼓樓等公共建筑作為房族的象征，由匠師設計，由族內成員共同捐工捐錢進行建造，建造過程中共同宴飲增進家族成員間的感情。住宅的建造活動一般由主人所請的匠師主持，由主人的親戚和好友前來幫工共同完成建造，主人對于匠師和幫工者的答謝不以金錢的方式，而是通過禮品饋贈，或者宴請等充滿禮節意味的方式進行，匠師雖然未必與主人有直接的血緣聯系，但主匠關系常常通過血緣社會的熟人紐帶而建立，匠師在收徒弟時同樣依靠這一紐帶。這樣的營造文化一方面限制了工匠的職業化;另一方面，也使得營造技藝通過血緣聯系傳承和傳播。

　　2款制度與侗族風土亞譜系

　　匠作技藝依托血緣傳播的特點意味著侗族的風土譜系與血緣組織有著密切的聯系。“補臘”是南侗社會典型的血緣性宗族組織，“補臘”在侗語里意為“父與子”，其成員通常包括共祖五代以內的男性子孫及其家庭成員以及未出嫁的女性。侗族村寨在建寨階段通常是單一補臘居住，經過幾代人口的繁衍，大補臘分為若干小補臘，或者由于其他補臘的遷入，逐漸形成多補臘共存的村寨[3]。一般來說，每個補臘會建造自己的鼓樓作為共同議事的場所。補臘類似于漢族的宗族，兩者的不同之處在于補臘成員的地位相對平等，族長憑借道德威望令人信服，但并不擁有特權。另外，補臘對于成員血親關系的要求并不像漢族宗族那樣嚴格：如果村寨規模不大，則村寨中不同姓氏的人口彼此認同為一個補臘，共用一座鼓樓;補臘并不干涉自己的成員向外遷出，只要能夠和諧共處，補臘愿意接受異宗、異姓，甚至其他民族的人加入。作為侗族的基層社會組織，補臘向下由家庭和個人組成，向上由各補臘組成村寨。村寨的聯合形成合款組織，合款組織按規模的大小又分為小款、大款和聯合大款[3]。補臘與各級款組織的社會結構相類似，上層組織由下層組織推選出來的寨老或頭人共同議事，制定所有成員共同遵守的原則。侗族款詞《從前我們做大款》中說“頭在古州、尾在柳州，古州是蓋，柳州是底”，可見在侗族社會傳統中非常注重通過款組織來建立族群聯系。但是各類款組織成員間建立聯系的方式不盡相同，聯系的緊密程度也有差異。聯合大款規模最大，但只是臨時性的組織，只有在應對特殊事件，如對抗明、清朝廷的暴政時產生，苗、瑤等其他少數民族往往也參與其中。大款由相互毗鄰的若干小款組成，其主要功能之一是建立不同小款間的溝通渠道，處理公共事務，其地緣屬性大于血緣屬性;小款是血緣與地緣復合型組織，內部成員間的聯系較其他層級的款組織更為緊密，逢年過節由小款內的村寨輪流組織款會，邀請其他村寨成員來自己的村寨聚會，為青年男女創造相識的機會，促成聯姻。因此，小款內的成員間有著較密切的血緣聯系。侗族匠作技藝常常借助這種血緣聯系進行傳播，從而在侗族內部形成若干風土亞譜系。小款可以促進內部匠作技藝的交流，但有時也會阻止技藝向外傳播。筆者在黎平地區調研時，發現在同一地理單元內，分屬不同小款的村寨，其糧倉的形制有著顯著不同，可作為這一觀點的例證。依靠單一血緣機制進行傳播的侗族風土譜系表現出內向性和無中心性的特征(圖2)。

　　3侗族風土譜系的地理特征

　　以苗族為參照，會發現血緣聯系并不是促成風土譜系的充分條件。苗族是侗族聚居地內的另一個主要民族，社會結構與侗族相似，同屬血緣型農業社會。但是，苗族風土建筑的譜系特征不像侗族那樣明顯——苗族缺少鼓樓、風雨橋那樣的標志性建筑，同地域內的不同村寨的苗族住宅也往往有著不同的特點。擇居環境的不同或許是造成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之一：苗族通常居住在距河水較遠的山頂或山腰[4]，土地開墾、灌溉和養護的難度較大，土地能夠供給的人口數量有限。此外，位于山地的苗族村寨彼此之間的聯系也多有不便，這使得苗族的社會組織系統不夠發達，匠作技藝傳播效率較低;而侗族常擇址在河畔，連續的河畔平地為各個侗族村寨提供了便利的交通條件。事實上，村寨沿河畔平地連續分布是侗族小款的主要空間形態之一，這使得侗族村寨間的交往不需要付出過多的時間成本，匠作技藝的傳播效率較高，風土建筑更容易形成譜系性特征(圖3)。在某些地區，苗族與侗族村寨聯系的便捷程度甚至高于本族，跨族交往使兩族的建筑形式出現共性特征，例如在黔東南從江地區，苗族與侗族村寨均使用穿斗架構成的禾晾(圖4)，說明侗族風土譜系有著跨民族的特點。

　　4結語

　　從風土建筑研究史的角度來看，譜系研究是繼建筑個案和區劃研究之后的第三個階段。個案研究偏重于建筑本體研究，區劃研究通過對個案數據的分析和統計，研究其地理分布規律[5]。譜系研究以建筑學、人類學、文化地理學等為主要研究方法，對區劃現象背后的地理和歷史機制進行解釋。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侗族地區的交通條件明顯改善，族外婚姻已是普遍趨勢，血緣型社會逐漸轉化為社區型社會，歷史上的風土譜系的傳播機制逐漸失效，侗族建筑的形制出現了單一化、同質化的傾向。如何重構當代侗族風土譜系或許是侗族建筑面臨的下一個課題，希望本文能夠為這一問題的研究提供一個起點。

　　《跨文化比較視野下的侗族風土建筑譜系傳播機制研究》來源：《建筑與文化》，作者:巨凱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