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會現代化過程中，軟實力越來越成為衡量某一群體或個體素質提升的重要指標。農民的軟實力是由國家軟實力引申而來的，它包括農民個體的價值判斷力、技能掌控力和思維辨別力。這些方面的提升需要通過提高農民的思想素質、文化素質和技能素質等途徑來實現。

　　《農業經濟》(月刊)創刊于1981年，由遼寧省農業經濟學會主辦。本刊辦刊宗旨：為農業與農村經濟發展服務，為領導機關宏觀決策服務，為農業經濟學科建設服務。讀者對象為從事農經工作的理論工作者和實際工作者以及大專院校經濟類專業師生。

　　《中國統計年鑒 2010》數據顯示： 2009 年末全國農民的基本狀況體現為，鄉村人口 71288 萬人，城鎮化水平為 46. 59%; 第一產業就業者為 29708 萬人，占全部就業人口的 38. 1%。中國的城市化水平低于同類型發展中國家的水平，就業結構變化與產業結構和城市化進程相比明顯滯后。解決好農業、農村、農民問題，事關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大局，而要加強農業基礎地位，走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就必須培育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的新型農民。新型農民是具有新標準、新素質、新觀念的農民。

　　一、農民軟實力的提出及內涵。

　　“軟實力”的概念出現于 20 世紀 80 年代末，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院長約瑟夫·奈( JosephNye) 最早對這一概念進行了學術層面的探討。他將國際競爭中的政治力量，區分為“硬實力”和“軟實力”兩種。硬實力是包括基本資源、軍事力量、經濟力量和科技力量在內的處于支配地位的要素總和，而軟實力則是指一個國家依靠政治制度的吸引力、文化價值的感召力和國民形象的親和力等釋放出來的無形影響力[2]。隨著學界對于這一概念的深入思考和延伸，軟實力逐漸被應用到各類競爭主體綜合實力的描述中。對于國家如此，對于個人，其綜合實力必然也包含硬實力和軟實力兩類。

　　( 一) 軟實力的主體： 由國家到個人。

　　約瑟夫·奈的軟實力是從宏觀角度來講的，按照他的觀點，軟實力是一種能力，它能通過吸引力而非威逼或利誘達到目的，是一個社會綜合實力中除傳統的、基于軍事和經濟實力的硬實力之外的另一組成部分。

　　社會由人構成。對于個人而言，硬實力相近于人的生存能力，而軟實力則近似于人的心理承受能力及生物學能力的綜合。個人的健康與否、長相優劣、家庭經濟背景等是他的硬實力，而思想狀況、思考能力、知識面的廣與深、語言的組織與表達能力等則是他軟實力的體現。近年來，不同群體的軟實力成為學界研究的重點。個體是群體的組成要素，個體軟實力的研究對于整個群體素質的探討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 二) 農民軟實力的內涵與特征。

　　在我國，農民是一個特殊的群體。傳統的農民不僅僅是一種職業，更是一種身份的象征。中國社會快速發展的進程中，農民是變遷最為緩慢的一個群體。從農民的身上，我們甚至可以看到整個中國傳統的鄉土本色。在農民的現代化過程中，傳統農民遭遇了一系列未曾遇到的問題，綜合這些問題，我們可以總結出農民的軟實力包含價值判斷力、思維辨別力和技能掌控力三個重要的部分。

　　1. 價值判斷力。主要是指價值觀念，不同的人有著不同的價值觀念，人們總是擁有那些對自己重要的觀念。但不同的價值觀念會影響人們在為人處事時所做出的判斷，進而決定著人們在相互交往中所采取的態度以及在生活和工作中解決問題時所采取的方式。價值觀念猶如個人的指揮系統，對個人的思維和行為都起著決定性的作用，是農民軟實力構成的首要因素。

　　2. 思維辨別力。思維是人對客觀事物的一種理性認識，是一個隱藏在行為背后的因素。思維辨別力通常是指人們能夠從日常事物中看出問題，對于復雜的問題和系統能夠迅速做出分解和應對的一種力量。思維辨別力的不同，決定著一個人考慮問題的深度和廣度，從而影響著行為的發展。思維辨別力猶如個人的應急處理系統，在農民的關鍵行為上，起著保駕護航的作用，是農民軟實力的重要因素。

　　3. 技能掌控力。技能，就是技巧、能力，是人們在做某件事情時所表現的熟練程度。技能屬于人的硬實力，而技能掌控力則指人對技能的學習和控制能力，屬于人的軟實力。不同的人擁有不同的技能，對特殊技能的掌控是一個人綜合實力的決定因素。

　　技能的掌控猶如個人的操作系統，直接決定著個人行為的成敗。在農民的現代化過程中，農民的農業技能和非農技能構成了農民的整體技能，而對這些技能的掌控力則是農民軟實力的關鍵因素。

　　需要注意的是，轉型時期農民的軟實力有其自身的特征。首先是傳統性與現代性交融。傳統性是中國傳統農民的群體特征，樸實、親和、厚道是中國農民的傳統美德，保守、思穩、安于現狀亦是中國農民傳統的一個寫照; 現代性是指新的歷史時期，與傳統農業不同的現代社會對農民提出的一個新要求。

　　這一特征要求農民適應現代社會的發展，擁有一定的文化知識，懂得現代農業的技術，會經營現代產業化農業。其次是既然性與未然性同在。既然性指的是一直有的，即中華五千年文化積淀; 未然性指的是還沒有的，即現代人所需要的高素質。我們可以看到： 扎實肯干，吃苦耐勞，憨厚淳樸的傳統性格一直深深地烙在中國農民的身上，成為了傳統農民的優良品質。而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雖然還沒有成為整個農民群體的新形象，但這種未然性的可能已經嶄露頭角。再次是過程性與目標性并存。“理想的農民”應該是一種職業，而不應該是一種身份。目前，中國農民正處在由身份向職業過渡的過程中。職業農民是一個目標，在這個目標的實現過程中，當代農業的技術含量對農民提出了要求，軟實力的提升就成了必然的要素。

　　二、社會轉型期中國農民軟實力疲軟的原因。

　　社會轉型期是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期，造成中國農民的軟實力不強，不僅有著農民自身的原因，也有著社會制度和社會發展環境等方面的原因。

　　( 一) 農民群體自身的原因。

　　1. 傳統信念的困頓，主要體現在以下三方面。一是保守與開放的沖突。在價值取向上，傳統中國社會自給自足的經濟發展模式導致了國人長期保守、守舊的思想觀念，作為占國人絕大部分的農民尤為甚之。小農經濟的特點是小而全、萬事不求人、自給自足，因此，長期以來，中國農民形成了自我滿足、自我陶醉、盲目排外、因循守舊、不重視外來信息和經驗、求穩求安的價值觀念。隨著社會的轉型，整個世界呈現出了合作和交流的趨勢，保守的思想必然導致保守的行為，而保守的行為必將導致中國農民無法與現代農業的發展相適應，造成了軟實力的“疲軟”。

　　二是滿足與進取的沖突。由于小農意識的影響，大多數農民長期滿足于“兩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的原始而恬靜的生活。因此，知足常樂、勤儉節約的安貧樂道觀念也就順時而生，相應的缺乏革新、不思進取的觀念充斥于大部分農民的思想中，嚴重阻礙著新事物在農村和農民中推行，也制約著中國農村經濟的繁榮與發展，同時也限制了農民軟實力的提升。

　　三是圈內與圈外的差距。傳統農民的人際關系表現為費孝通所講的“差序格局”。費老提到西方社會是以個人為本位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好像是一捆柴，幾根成一把，幾把成一扎，幾扎成一捆，條理清楚，成團體狀態; 而中國傳統社會則以宗法群體為本位，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以親屬關系為主軸的網絡關系，每個人都以自己為中心結成網絡。這就像把一塊石頭扔到湖水里，以這個石頭( 個人) 為中心點，在四周形成一圈一圈的波紋，波紋的遠近標示著社會關系的親疏[3]。而這一圈圈的“波紋”幾千年來將中國農民囿于自己的圈子，基本形成了與外界隔離的狀態，信息閉塞、交流受阻，無法取人之長補己之短，影響了農民軟實力的提升。

　　2. 傳統技能的無奈，主要體現在以下兩方面。一是面對面( face to face) 的尷尬。中國的傳統社會是一個面對面的社群( face to face group) ，文化可以在親子之間用語言來進行傳授，因此傳統技能的代代相傳，不會對傳統農業的發展構成障礙。但傳統的農業以及手工業的技能未能形成文字性的記述而用于推廣，面對現代農業的發展，容易出現技能的遺失，制約著農民軟實力的提升。

　　二是作坊與廠房的距離。傳統的農民創業，大多數是個人或家庭式的創業行為，即作坊式的生產，這一模式適合農業生產的特點和低層次的生產力水平，在傳統社會中，具有廣泛的適應性和旺盛的生命力。隨著現代工業的發展，傳統作坊由于資金短缺、經營管理能力不高、信息閉塞、缺少接受教育和培訓的機會等原因，農民在經營過程中出現了功能不健全、難以發揮有效作用等問題。與現代企業的“廠房化”經營相比，駕馭市場的能力很弱，面臨著很大的市場風險，市場競爭力差、效益不太好，難有大的作為[4]。

　　( 二) 軟實力提升困境的社會原因。

　　1. 既得利益群體視線的轉移。隨著新民主主義革命任務的完成，農村包圍城市戰略最終實現了武裝奪取政權的目的，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開始從農村向城市轉移，城市開始成為國家政治、經濟和文化發展的重心。城市居民雖然相對于農民是少數，但“力量的強弱并不取決于絕對人數的多少，而是取決于利益集團的整體力量”。城市居住環境決定了相對集中、方便聯絡、傳遞搜集信息的渠道廣泛，容易形成集體行動; 所以“改革以來發生在政治生活中的一個重要變化就是： 城市居民對于自身利益的表達和尋求動力加強了、渠道拓寬了，更容易被反映在政策之中”。可以說，市民在各方面利益的獲取上得益于自身意愿和行為的被關注。相反，在中國農村，人口眾多，居住分散，交通、通信手段欠發達，農民之間彼此獨立，難以形成集體行動，整體動員力量不大，一旦遇到有訴求需要表達的時候，往往單打獨斗，因此，雖然農民是“工人階級的同盟軍，卻依然是失敗者”[5]。這種不被關注，成為了農民軟實力提升的障礙。

　　2. 國家政策引導的影響。在土地政策方面： 土地對于農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資源，但是隨著現代化進程的加快，農業用地不斷減少，人多地少的問題日益嚴重。在部分地區，仍然存在著土地分散、產權不清，自主性差的問題。這些問題直接導致了土地的經濟要素功能、產業功能的弱化。在戶籍政策上：

　　2012 年 3 月，國務院辦公廳公布了《關于積極穩妥推進戶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提出了分類明確戶口遷移政策、依法保障農民土地權益等內容，可以說在戶籍政策上對于農民又增加了一道保障。但是，長期以來所形成的基于戶籍制度而存在的城鄉二元體制的資源配置機制仍然在制約著農民，有差別的社會福利待遇政策仍未從根本上得到改善，城市居民與農民的發展機遇仍然存在著不平等。在保障制度上，近十年來我國著力推進教育、醫藥衛生、文化、社保等領域的體制改革，進一步促進了民生改善和社會和諧。廣大農村在醫療、養老、低保等制度方面均取得了很大的突破，但在具體實施過程中，卻仍不盡人意。據報道，在甘肅 2009 年 5 月—2012年 9 月，因政府統一征收土地涉及被征地農民45. 18萬人中，已參保的僅有 4. 64 萬人，只占 10. 27%。

　　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各地在征用土地時候，政策宣傳工作不到位，造成老百姓對政策不了解，參保繳費意識不強[6]。

　　3. 社會發展的代價。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作為后發外生型國家，我國的現代化必然是以犧牲某方面的代價為前提的。從 20 世紀 50 年代新中國建立初始到上個世紀末，為了解決重工業優先發展中資金不足的問題，國家采取了“以農養工”的策略。據估算，國家通過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和稅收，從農村中汲取資金 2. 6 萬億元( 扣除國家支農資金) ，投向了工業化和城市發展。過去 10 年中，大約 2000 萬農民在現代化進程中失去了土地[7]。

　　從新中國的歷史來看，由于社會發展的需要，無論是各項政策的完善，還是社會整體的發展，農民利益的犧牲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歷史必要性; 但是，也正是因為這些歷史的和現實的原因，在社會轉型時期，隨著社會加速變遷，農民成了弱勢群體。

　　三、社會轉型期中國農民軟實力提升的途徑探尋。

　　從傳統農民到現代( 新型) 農民轉化的關鍵是增強農民的軟實力，即價值判斷力、思維辨別力和技能掌控力，使其符合現代化的要求。

　　( 一) 樹立現代化的價值觀念，提升農民的價值判斷力和思維辨別力。

　　1. 增強社會流動。我們“有理由把現代中國人在市場經濟條件的催動下所發生的個人自主性的求職流動現象，看作是一種真正的從傳統性向現代性轉型的具體表現”[8]。社會學家費孝通也曾從基層的角度概括了中國農村的“鄉土性”： 農業是取資于土地的，“以農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態，遷移是變態”，長此以往，鄉土社會形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封閉狀態。在狹小的農村，村民相互熟悉，差序格局所形成的人際關系仍然是農村人交往的主要途徑，農民的時間觀念薄弱，生活節奏緩慢。而與農村相比，不同的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是城市的主導，這樣的社會追求高效率，使居于此種環境的人們生活節奏呈現出快速而緊張的特征。因此，農民進入城市，獲得城市體驗是他們接觸現代生活，優化生活方式最便捷、最直接的途徑; 同時，城市生活的各個方面也直接刺激進城農民的感官，激發他們進城流動并體驗城市生活。

　　流動對于農民的現代化素質的提升作用是巨大的，因為流動不僅可以擴大他們的交往范圍、增長社會閱歷; 更重要的是，在流動中能夠培養一種現代化的素質： 積極進取、堅韌不拔、勇于創新、接受新挑戰并磨礪和提高自己抵御外界環境的能力; 同時，還能不斷提高自己的文化程度及覺悟，逐漸養成文明的習慣和需要。哈貝馬斯在關于語言、溝通與人類發展之間關系的論述中，區分出了兩股功能性的趨勢：

　　第一，它提供了一個明顯的有利條件，人們可以通過想象處于他人心目中的自我，而無須真正處于他人的地位，這樣就可以停下來反思，并且得出一個特定行為方向; 第二，人們參與到與他人之間意義的復雜互動中，這本身就會對他們施加壓力，使其快速適應他人的期待[9]。

　　在向城市流動的過程中，農民與城市居民交往和互動，必然會依據城市居民的期望來調節自己的行動。這種從城市居民的期望中建立的行為方式，實質上是一種文化的認同。流動可以促進農民增加對變遷社會的適應性和謀生的能力，增加村民對新事物的接受性，尤其是對異己事物的寬容性。此外，流動可以擴大村民的生活“半徑”，為他們建立超越血緣和地緣限制的各種新型的社會關系。這不僅為農民積累了社會資源，還提高了他們應對紛繁復雜的人際關系、處理人際矛盾的能力[10]。因此，農民可以通過廣泛的社會流動，擴展其社會關系，改變封閉、狹隘、落后的思維方式，造就他們競爭、開拓、進取的精神，而思維方式的改變，可以從根本上改變村民的生活方式。

　　2. 促成城市體驗。“來自傳統群體的人，如果能夠 接 觸 現 代 化 的 制 度 機 構，則 可 成 為 現 代人。”[11]182如果現代化的過程是一個社會化的過程，并因而要靠模仿角色模型來實現，那么，生活在較為現代的社會環境中的人，會因為分享著普遍的現代氣氛就會變得更加現代化。不論他們是否在現代機構中工作，生活在這種現代結構普遍存在的環境中的個人會更容易意識到合理秩序等諸原則，并將這些原則納入自己的價值系統中去[11]209。因此，通過城市體驗，可以培養農民現代性素質。

　　從心理學而言，體驗是指經歷了一段時間或活動并對這段感知進行處理的過程。布迪厄認為：“社會空間中的位置限定了慣習或生活空間，而社會空間的位置又調節著慣習。而慣習是無意識的，是在日常生活中自然形成的一些行為模式。”不同的生活空間，限定了不同的生活習慣，加強農民與城市居民之間的互動，可以促成農民的城市體驗。同農村相比，城市無疑是現代的標志或象征，城市生活方式是完全不同于農村的。鼓勵農民進入城市，獲得城市體驗，是提升農民軟實力的有效途徑。通過城市體驗，可以改變農民在工作方式上主動適應城市的快節奏和高效率，加強生活的節奏性和條理性，培養時間觀念，實現職業角色的轉變。在交往方式上，可以培養農民豐富的交往圈子，尤其是以業緣為紐帶的人際關系網; 在生活方式上，可以培養農民形成良好的生活習慣，擴展農民的活動和社交場所。

　　城市的生活經驗可以幫助實現現代化。在城市體驗生活方式，體會現代文明和城市文化，認同城市社會普遍存在的交往符號，并將這些普遍的規則帶回到城中、村中，可以避免“文化墮距”的出現，從而提升農民的素質。

　　( 二) 培養開放式、知識化、學習型、創業創新型的新農民，提升農民的技能掌控力。

　　1. 提高職業技能。對于農民來講，職業技能主要包括農業技能和非農技能。農業技能的提升，是成為職業農民的必然要求。相對于傳統農民而言，職業農民是指把務農作為一種職業的農民。美國人類學家沃爾夫認為： 傳統農民主要追求維持生計，他們是身份有別于市民的群體; 而職業農民則充分地進入市場，將農業作為產業，并利用一切可能的選擇使報酬極大化。在我國，傳統農民實際上代表著一種身份，它強調的是一種等級秩序; 而職業農民則是農業產業化乃至現代化過程中出現的一種新的職業類型。對農民進行農業技能培訓，有利于提升農民對生產原料和化肥等輔料的鑒別能力，提高農民的種植和養殖技術，對于農作物生產安全、農民增產增收、新農村建設與發展都具有重要意義。非農職業技能的提升，主要是指農民從事非農業生產的技能的提升。對農民開展非農職業技術培訓也是一條提升農民軟實力的有效途徑。

　　我們通過對山西省太原市周邊農村農民所從事的非農工作類型進行調查發現，村民的職業比較單一，77. 8%集中于一般的服務人員。當問及他們在選擇工作中的障礙時，認為沒有學歷的占 11. 1%，沒有特長和經驗的占 15. 7%。調查數據顯示，參加過職業教育的村民占 24. 4%，有 70. 5%的村民沒有參加過職業教育。村民缺乏一技之長，導致他們在尋找工作中受到很大的限制，只能從事一些不需要專業技能的工作，而工作的非專業性和非技術性必然影響到他們的收入。當問及他們參加職業培訓的意愿時，愿意參加培訓的占 54. 8%。這說明村民已經意識到職業技術的重要性，期望通過職業技術培訓提高他們的生存技能，這與人的現代化素質中的“有較高的職業期望”和“重視專門技術”相符合。

　　在市場經濟下，農民要尋求自己的社會空間，就必須有一技之長，作為其生存的基本依托。所以，對農民開展非農職業技術培訓是一條能為社會發展源源不斷提供人力資源的途徑，更是一條提升農民軟實力的有效途徑。

　　2. 增加就業資本。職業技能的掌握可以增加農民就業的可能性，而擁有一定量的就業資本，則可以促進農民掌控力的提升。布迪厄說： “資本是積累的勞動，當這種勞動在私人性，即排他的基礎上被行動者或行動者小團體占有時，這種勞動就使得他們能夠以物化的或活的勞動的形式占有社會資源。”[12]當農民擁有了一定的文化知識、資金、勞動技能、社會關系網絡以及政府公共政策資源時，技能掌控力自然會得到提高。具體來講，增加農民的就業資本可以通過以下方式來進行。

　　一是政府動用公共資源力量，為農民直接進行服務。目前我國農民在就業時，主要還是依靠個人的社會資源。但是，與城市居民相比，農民就業所使用的社會網絡與城市居民不同，社會資本的配置和獲取都十分困難。由于農村是個熟人社會，親戚觀念和老鄉觀念十分強烈，這種社會資源主要集中在這樣一個小圈子里，尤其當農民選擇進城就業時，有限的個人社會資源會導致其淪為城市弱勢群體。因此，要增加農民就業的可能，從政府角度應該讓農民享受城市勞動力公共資源，直接為農民進行服務; 可以通過開展農民職業技能教育培訓，提高他們的文化資本; 可以通過健全勞動力市場機制，彌補農民的社會資本; 可以加大對農民創業就業的投資力度，增加農民經濟資本的擁有量。

　　二是加快完善各項體制，為增加農民就業資本創造條件。完善各項體制，可以為增加農民就業資本創造條件。首先，要對民主法制進行進一步的完善，要堅決去除對農民就業權利損害的政策法規，逐步消除就業歧視，進行一定的政策傾斜，取消不必要的收費項目，減少農民就業負擔。其次，要引導并規范農民就業協會的運行，擴大農民的社會網絡資本，傳遞就業信息，幫助農民有效就業。最后，要繼續強化現行土地制度的改革，加速土地流轉，推進農村經濟的發展。這樣，一方面可以解決進城農民的資金問題，另一方面可以盤活農村的土地，擴大農民的土地耕種面積，實現規模經營。

　　綜上所述，在中國社會的轉型時期，農民由傳統農民向現代農民進行轉化。在農民硬實力提升的同時，軟實力成了整個農民素質提升的關鍵，通過提升農民的思想素質、文化素質和技能素質，進而提升農民個體的價值判斷力、技能掌控力和思維辨別力，從而為農民的現代化乃至整個國家的現代化打好堅實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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