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錫山為了鞏固自己在山西的統治,不僅重視工商業、礦業、軍事工業、金融業等方面的發展,而且一直都把農業的發展放在突出的重要地位上。

　　《中國農史》農業期刊發表，是由國家教育部主管，國家一級學會中國農業歷史學會和中國農業科學院、南京農業大學中國農業遺產研究室聯合主辦的農業歷史專業學術性刊物。是國內農史權威雜志、三大經濟史雜志之一，全國中文核心期刊、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歷史類核心期刊、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來源期刊、美國《史學文摘》雜志摘錄期刊。

　　一、農業問題

　　1917年10月1日,閻錫山發表了他的《興利除弊施政大要》,1918年4月20日發表了《山西用民政治實行大綱》。在這兩個大綱中,他把發展農業作為振興山西經濟的首要任務。興利除弊即興三利、除三弊。興利的意思是興三項即水利、蠶桑、種樹三項;除三弊即婦女放足、男人剪辮子、禁吸食鴉片[8]。他之所以提出這三項,是為了給農業發展創造條件。

　　1918年10月9日,閻錫山又提出了三事即造林、植棉、發展畜牧。這三事與前面的興三利、除三弊構成了“六政三事”[9]。他非常重視他的六政三事,還在省政府專門設立了辦理六政三事的機構———六政考核處。從閻錫山的施政大綱看,他認為“山西全靠農業”[10],而發展農業又“以增加生產為主”[11]。為了增加農業生產,閻錫山除了對上面所說的如水利、種樹、桑蠶、種棉等提出具體要求外,對諸如肥料、種麻、種耔、防治病蟲及牲畜疾病等也都提出了具體要求。由此可以看出閻錫山振興山西農業經濟的決心,同時也可以看出他是把發展山西的農業作為一個綜合系統的工程來對待的。

　　經歷了1920年的旱災后,閻錫山更加清楚地認識到振興農業的必要性,到1921年便在全省開始實施第一次興農政策,其中以興修水利、種樹造林、擴大種棉、種桑養蠶、發展畜牧為主。

　　1925年2月閻錫山召開全省實業會議。不久,為了振興農業又成立了山西農業專科學校,為農業培養專門的技術人才,還設立了農業實驗站,專門從事農業新品種的研究和推廣,建立了棉業實驗場、林業促進會等。這些措施是從根本上發展農業、提高農業生產的措施。同時,閻錫山還認識到,發展農業的關鍵在村級,村級政權是否按他的興農政策辦事是他的興農計劃能否完成的重要環節。1932年,閻錫山重掌山西大權后,開始重振山西農業,頒布了《山西省政十年建設計劃案》,列出農業、礦業、工業、商業、交通五項內容,再次把農業放在了首位。

　　其中農業的內容非常詳細,有農事、水利、林業、畜產、煙葉、植樹棉業等方面。閻錫山興農政策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他在發展山西農業方面的歷史作用,當今應該給予客觀的評價。閻錫山統治時期,山西的農業確實取得了顯著的進步,然而,特殊的國際局勢又賦予了農業特殊的特征。鴉片戰爭以后帝國主義向中國大量傾銷商品,主要是日用消費品,而農民則是其主要市場。帝國主義向農村傾銷商品的結果是打擊了農村的手工業,這樣就迫使農村把農產品送到市場去換取貨幣,以便購買他們所需的商品,客觀上促進了農產品的商品化和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農村經濟的深刻變革主要表現在:農產品的商品化、經濟作物生產擴大、農業經濟的內部結構發生變化、對外貿易發展、農村生活方式的改變等方面。

　　農產品的商品化主要原因是帝國主義在中國掠奪原料引起的,是農業經濟殖民地性的表現,經濟作物的生產排擠了糧食生產造成農業經濟的凋敝,農民生活更加困苦。

　　二、農民問題

　　農民是農業發展的主體力量,閻錫山統治時期山西農民的生活是怎么樣的呢?農民的生活來源一般都依靠耕種土地,務農是農民的主要職業。但是,由于自然條件的局限以及國內外各種因素的影響,單靠務農并不能解決農民的生活問題,下表可以充分表明這種情況:上面兩個表很清楚地表明了當時農民人均占有糧食遠遠不能滿足身體需要,甚至要靠吃毫無營養的糠麩、豆渣維持生命。務農不能解決問題,農民不得不去尋找新的生路。不同地區的農民根據當地不同的地域特征尋找著適合自己的“兼職工作”。

　　為了生計,他們靠出賣自己的體力和技藝掙取一點農耕以外的收入來維持生活。只要哪里有謀生的機會,農民就會馬上蜂擁而至,或變成運輸工人,如腳夫、船夫之類;或賣身為奴仆婢妾;或進入城鎮工礦區等。山西獨特的、豐富的煤炭資源為農民提供了賣煤的條件,農民們趕著馬車去賣煤,兼營簡單的運輸業是山西農民的特有的收入來源之一。農村手工業也是農民農耕收入以外的收入來源的重要方式之一。

　　農村商品經濟發展,自然經濟瓦解,加上封建勢力土地兼并和天災戰亂的頻繁發生,使廣大農民陷入了貧困破產的境地,這就引起了農村人口的遷移流動,而這正是近代農村動蕩、變革新形式的一個重要表現,它對農村經濟的影響是巨大的。這一時期農村人口流動主要有四種方式。首先是向其他村的流動。例如“:在農忙季節,成群結隊的農業工人,從一村到另一村,尋求待遇最高的工作”[12];“每于務農時期,則結伙出口,出西俗稱‘找工’……賺得錢后而稍閑時,仍回家居住”;“每屆除草及收獲之時來,事畢即去”[13]。當任何謀生之所都找不到的時候,就成為流浪的乞丐和流民。另外,農村租佃關系的改變,使農業經營中的雇傭勞動也隨之增加,農民更多的成為自由、半自由的勞動力出賣者,奔向各個不同的地區、不同的雇主。農業雇工隊伍擴大。

　　總之,農業資本主義的發展,對于農村人口的流動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第二是向城市的流動。隨著帝國主義的入侵,城市工商業逐步發展起來,創辦工礦企業的高潮興起,城市、工礦區經濟發展起來,吸收了大量的農村人口,使大批的農村人口涌入城市、工礦區。如:1907年以后各地設立了許多公司、工藝廠。著名的有祁縣益晉織布有限公司(1980),靈石振興有限公司(1910),平遙新智制造公司和振興制造有限公司(1912)等[14]。這些公司和工藝廠都吸收了附近農村的大批勞動力。當時的工業、礦業也有很大的發展。據1919年的不完全統計,全省從事工業、礦業的勞動力分別為405064人、15777人,共計420841人[15]。另外,隨著工礦業的發展,運輸業、服務業也隨之發展起來,許多農村勞動力大量從事運輸業、服務業,或者兼作運輸業、服務業。第三是向其他省區的流動。民國時期,“晉俗以商賈為重,皆服賈于京畿、漢口、兩湖,東西北三口,致富在數千里,或萬里外,不資地力”。

　　明清時期的晉商是背井離鄉的遠行者,從蒙古高原到長江邊上,從呼倫貝爾的草原到西南的貴州,都有山西人的足跡。而此時的農民涌向了省外,主要是蒙古、華北、東北、東南地區,工商業的大力發展使農民看到了高額利潤,于是紛紛棄農從商。這樣一來就加快了農村人口的流動。第四是向新墾區的流動。北洋政府推行放墾政策,招引大批農民進入新墾區。隨著邊疆地區的放墾、移墾,山西大批農村人口遷移到蒙古、東北、西北各地。總之,閻錫山統治時期,山西省農村農民的生活苦不堪言,為了生計,農民不得不遠走他鄉另謀職業,從而造成了農村人口的流動。流動的總趨勢是由農村流向城市,由內地流向邊遠地區,由人口稠密、已開發地區流向人口稀少、未開發的地區。

　　三、結語

　　綜上所述,閻錫山統治時期,在“村制”、“村政”的行政體制下,農村的社會秩序較前更為穩定。在經濟建設方面,也有“六政三事”政策的指向,并且在農業方面取得了很大的進步。但是,這一時期農民的生活卻窮困潦倒、苦不堪言。解決“三農”問題的關鍵是農民收入的增加。當時農民的生活狀況充分說明民國時期山西的“三農”問題未能解決。

　　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農村舊勢力的繼續存在使行政體制不完善;又如農業經濟雖然有所發展,但發展緩慢,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等。這些說法都有道理,但有些片面。把農民所從事的職業作為切入點進行綜合分析可以得出更全面的解釋。占農村人口43%的純粹農耕者由于受到自然條件的限制、農村封建勢力的盤剝以及帝國主義侵入山西農村的影響而生活窮困。除了這些外在的原因,農民自身的狹隘性與保守性也是農民收入不能迅速增加的原因。他們總是滿足于微薄的收入和舊有的經營規模和經營方式,而不能掌握時機,適時的調整經營理念,擴大經營規模,從而才能增加收入。

　　綜前文所述,我們把農村、農業、農民三方面綜合起來研究或許可以有新的發現,或許可以為解決當前我省的“三農”問題找到一點可以借鑒的經驗,至少有教訓可以引起我們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