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反映了近年來中美關系發展的新趨勢。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具有極端重要性，也具有現實可能性。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要應對雙方戰略互疑，建立危機管控機制，拓展雙方共同利益。

　　關鍵詞：核心期刊發表,中美新型大國關系,大國沖突,戰略互疑

　　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是中國領導人主動提出，而后得到美國領導人回應的一個重大命題。該命題的提出反映了近年來中美關系發展的新趨勢。中美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最大的發達國家，能否成功構建新型大國關系直接關乎兩國、地區和世界的和平與穩定狀況。新型大國關系是以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合作伙伴關系為核心內容的大國關系，是崛起國和霸權國之間處理沖突和矛盾的一種新方式。盡管目前中美兩國領導人對新型大國關系沒有使用相同的概念，兩國學術界尚未對其進行系統的理論闡釋，雙方對其理解和期待不盡相同，但兩國有關方面已經形成基本共識。21世紀的中美關系必須避免大國對抗與零和博弈的歷史覆轍，超越大國沖突的歷史宿命，切實走出一條新路，為大國關系的良性發展提供嶄新實踐。研究中美新型大國關系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一、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重要性

　　大國關系是指大國之間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狀態，是國際關系格局和國際秩序規則的決定性因素[1]。在國際政治中，大國的擔當是推動國際體系良性發展的重要動力。中美是當今國際舞臺上有著重要影響力的兩個大國。傳統大國關系以對抗沖突、敵我分明、零和博弈為主要特征，已經不符合當今世界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具有極端重要性。

　　(一)超越大國沖突歷史宿命論的需要。17世紀上半葉，歐洲大陸發生了長達30年的宗教戰爭。本輪戰爭以有關各方簽訂《威斯特伐利亞和約》而結束。國際社會由此形成了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即主權國家體系。自此以后，世界舞臺開始上演大國興衰、霸權紛爭的歷史。無論是近代史上的法英俄德，還是冷戰時期的美蘇，大國之間無不充斥著沖突對抗、擴張戰爭。新老大國之間的沖突和對抗主要有兩大類：一是因經濟利益沖突白熱化所致，如英德之爭;二是緣于政治立場水火不容，如美蘇冷戰[2]。英德沖突有著深刻的時代背景。德國是后起的資本主義國家，憑借第二次工業革命的發展機遇，不僅在經濟總量上超越英國，而且在人均GDP上與英國非常接近。這意味著當時英德雙方的經濟結構趨同，競爭性大于互補性。與此同時，西方國家對殖民地的瓜分在當時已經完成。殖民體系的固化限制了世界統一市場的發育和原料產地的開放。德國作為后起大國，占有的殖民地少，“生存空間”有限。為了爭奪“生存空間”，改變自身在國際競爭中的不利地位，德國要求對世界殖民體系格局進行重新洗牌。這就導致它與老牌殖民帝國英國的沖突不可避免。美蘇矛盾由兩種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之間的尖銳對立引起，然后發展為兩個政治陣營和軍事集團之間的殊死較量與惡性競爭。美蘇對抗是政治對立的產物。雙方的發展進程與經濟結構始終存在較大差異，經濟因素對兩國關系的影響有限。可見，傳統大國關系容易引起大國之間特別是崛起國和霸權國之間的沖突對抗，其結果只能是零和博弈和兩敗俱傷。這成為一些現實主義者的政治信條。他們認為，在無政府的國際體系中，保障國家安全的最佳途徑是權力的最大化，也就是擁有霸權;崛起國不可避免地會挑戰霸權國的國際地位和現存國際秩序。然而，這個政治信條不僅忽視了當今世界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而且忽視了國際關系理論的發展演進。國際關系理論的譜系已經由現實主義發展到新自由制度主義和建構主義，“從強調循環向強調進化發展”[3]。大國沖突的歷史宿命論已經在理論上受到越來越多的質疑。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能夠為超越大國沖突的歷史宿命論提供事實支撐。

　　(二)引導美國理性看待中美兩國國際地位變化的需要。進入新世紀以來，中美兩國的國際地位發生了顯著變化，即“中升美降”。這種變化是中美兩國自身及國際體系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是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在現實主義者看來，這種變化很有可能導致中美兩國重蹈歷史上大國沖突的覆轍。中美兩國國際地位的變化觸發美國社會形成這種認識：中國正在崛起，美國卻在衰落，美國有被中國趕超的危機。在政策層面，奧巴馬在其第一個任期就提出了“亞太再平衡”戰略，把戰略重心東移到亞太地區。美國的戰略東移使亞太地區尤其中國的周邊安全形勢變得更加微妙。實際上，中國綜合實力的增強是在新興經濟體群體性崛起的大背景下出現的，是全球財富和權力從西方發達國家向新興經濟體國家轉移的體現。這種變化使國際社會財富和權力的分配更加均衡，符合歷史趨勢和時代潮流。然而，這種轉移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所不愿意看到的。財富和權力轉移引起的美國非理性戰略焦慮，對中美關系的健康發展帶來了很大的負面影響。中國主動提出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就是希望美國能夠正確理性地看待兩國國際地位的變化，減少其非理性焦慮情緒對兩國關系的沖擊，避免兩國關系發展偏離正確軌道。

　　(三)防止中美沖突變成現實的需要。2400多年前，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闡述了伯羅奔尼撒戰爭的起源。他指出，戰爭不可避免的根本原因在于雅典實力的上升及由此在斯巴達人心中引起的恐懼。修昔底德所揭示的伯羅奔尼撒戰爭起源，其實就是大國沖突歷史宿命論的立論基礎。當前，中美兩國實力的變化與伯羅奔尼撒戰爭爆發的客觀條件非常相似。問題的關鍵在于，中美實力的變化是否會促成戰爭爆發的主觀條件，即中國實力上升引起美國的恐慌。就目前來看，美國已經對中國的崛起產生了危機感和非理性戰略焦慮情緒，只不過還沒有達到戰爭爆發所需要的那種程度。近代以來，大國之間權力的轉移是伴隨戰爭而完成的。但是，時代在進步，人們的觀念也在發展。“歷史昭示我們，弱肉強食不是人類共存之道，窮兵黷武無法帶來美好世界。要和平不要戰爭，要發展不要貧窮，要合作不要對抗，推動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是各國人民共同愿望。”[4]正是基于這種考慮，中國提出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兩國已經邁出任重道遠的第一步。中美雙方需要共同努力，以極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克服各種風險和挑戰，防止中美沖突變成現實。 　　二、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可能性

　　中國提出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是順應時代潮流的理性選擇，是以中美建交30多年來兩國關系的實踐和各自國內發展背景為基礎的。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具有現實可能性。

　　(一)和平與發展的時代潮流是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外因。當前，中美兩國所處的時代同歐洲殖民擴張、列強爭鋒和美蘇爭霸的歷史時期截然不同。求和平、謀發展、促合作成為不可阻擋的時代潮流。中美兩國要實現共同發展，必須順應當今時代潮流。時代的發展使各國之間的相互依存越來越廣、越來越深。這種相互依存包括在拓展共同利益上相互合作和應對非傳統安全威脅時同舟共濟。拓展共同利益從主觀上促使中美之間進行合作。合作能夠提供交流機會，增進了解，減少沖突。中美已經互為第二大貿易伙伴。美國是中國最大的出口市場，中國是美國出口增長最快的市場。高度相互依存使中美形成了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關系。當然，由于國家利益的不同，合作不等于和諧，摩擦也會伴隨著合作。從總體上看，中美兩國關系的發展是穩定的。應對非傳統安全威脅從客觀上促使中美不得不進行合作。隨著全球日益融為一體，非傳統安全威脅日益嚴峻。在反恐、氣候變化、能源短缺、網絡安全等問題面前，沒有哪一個國家能夠置身事外，沒有哪一個國家能夠單獨應對，唯一的辦法只能是國際合作。僅有中美合作不可能解決世界上所有問題，但沒有中國和美國，任何全球性問題都無法解決。

　　(二)中美雙方順應時代潮流是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內因。中美雙邊關系的良好發展為破解大國沖突的歷史宿命奠定了基礎。自建交以來，中美兩國高層一直保持默契，維護中美關系的整體穩定。繼1997年和1998年江澤民和克林頓成功實現互訪之后，中美高層交流在21世紀變得更加頻繁。兩國高層的積極互動起到了很好的引領作用，能夠避免兩國在重大問題上相互產生誤判。中美兩國之間已經建立起不同級別、不同領域的60多個雙邊對話機制。日益完善的雙邊對話機制對中美關系的穩定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造就了兩國合作的良好勢頭。從經貿到反恐，從軍事關系到防止核擴散，從能源到司法，從科技到教育，從文藝體育到疾病防治，從政府到民間，中美合作不斷擴大和深化。中美兩國之間的交流與合作已經遠遠超過歷史上任何大國之間的互動，而且這種積極趨勢在進一步發展。

　　(三)中美均以國內發展為重點是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條件。中美兩國都將發展重點放在國內，相互對抗只會妨礙各自國內中心任務的實現。從1978年開始，中國進入了改革開放新時期。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從歷史經驗出發，提出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發展思路，強調外交要為國內發展創造良好國際環境。這一思路為之后黨的幾代領導集體所繼承發展。改革開放以來30多年的實踐表明，中國同威廉時代、希特勒時代的德國和軍國主義的日本及與美國爭霸的蘇聯不同，中國不尋求“生存空間” 和領土擴張，也不輸出自己的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相反，中國積極融入國際社會，參與地區和全球事務，努力做負責任的大國;在重大問題上與美國積極溝通，努力減少雙方之間的誤解，增加雙方之間的信任。這一切都表明，中國無意挑戰美國“領導”下的國際秩序。美國是世界超級大國，是具有全球利益的國家。美國對于發生在世界任何角落、危及其國家利益的事情都會給予關注。美國對中國這樣一個地區性大國的崛起尤為敏感，對中國進行遏制也就理所當然。但是，當前美國發展面臨巨額赤字、金融動蕩、經濟復蘇乏力、高失業率及國內政治極化等困境。中美關系尤其是經貿關系的健康發展是美國走出這些困境的一個重要推動力。美國在處理中美關系時會更加理性，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更有保障。

　　三、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應注意的問題

　　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具有重要性和可能性，但不意味著能夠一帆風順。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需要妥善處理崛起國與霸權國之間的結構性矛盾。

　　(一)應對雙方戰略互疑。“戰略互疑”指的是這樣一種觀念：認為對方國家實現其主要長期目標，要以本國的發展前景和核心利益為綜合代價[5]。戰略互疑同樣存在于中美之間，且在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以來在兩國均有所增長。一旦這種觀念無限度發酵，就可能導致中美關系呈現全面對抗的狀態。中美關系是世界上最復雜、最微妙的雙邊關系。一方面，兩國關系相對比較成熟。兩國領導人都很務實，清楚哪些問題可能帶來分歧，充分認識到要在重要問題上開展合作。另一方面，中美關系存在不確定性。這主要體現在涉及中美兩國雙邊和多邊領域的諸多問題上。比如，經貿摩擦、國家安全問題、人權問題、涉藏問題、南海問題、釣魚島問題、臺灣問題、朝鮮半島問題等。這種不確定性的根源在于中美戰略互疑。因此，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最為緊迫的任務是有效應對中美戰略互疑。新型大國關系的基礎是相互信任。如果沒有信任，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只能是空想。有效應對戰略互疑雖是困難的，但并非不可能。現實的做法是增進相互認識，實現雙邊及與其他國家之間更有效的國際合作。

　　(二)建立危機管控機制。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必須有效管控雙方之間發生的可能引起兩國關系高度緊張的危機。一般而言，國家之間發生危機是不可避免的，關鍵在于如何管理和控制好危機。大國是國際體系中具有重大影響力的行為體。大國之間建立危機管控機制尤為必要。中美兩國之間存在戰略互疑，意味著一個小事件就可能在兩國之間引發危機。即使兩國都能夠以大局為重，戰略互信缺乏所造成的危機也足以讓兩國蒙受巨大損失。要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并讓這種關系能夠經受住歷史考驗，中美之間必須建立危機管控機制，防止兩國關系發生大的波動。

　　(三)拓展雙方共同利益。中美關系是由利益驅動的。共同利益是兩國合作的基礎，是聯系兩國關系最堅實的紐帶。在拓展共同利益過程中，中美要善于挖掘合作潛力、積累正能量，為構建新型大國關系奠定堅實基礎。20世紀70年代，中美建交的外部因素是中美共同面臨蘇聯霸權主義的威脅。隨著時間的推移，中美之間的共同利益不斷得到拓展。當然，拓展共同利益不必要也不可能否定各自的核心利益。尊重對方核心利益是中美進行交往的基礎。中國高度關注自身的主權、安全和發展，美國高度關注其國土安全和全球領導權。但是，雙方都向往和平的國際環境和繁榮的全球經濟。只不過，雙方是從不同的立場出發來推動這些目標的實現。處理好各自核心利益之間的關系是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需要重視的一個方面。

　　中美關系從建交到現在，其戰略定位和框架幾經調整，已經進入成熟階段并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中美關系之間還存在諸多問題。這些問題的存在更加凸顯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必要性。中美兩國要順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世界大勢，積極行動，厚植友誼，推動新型大國關系的構建，為國際社會樹立典范，為世界進步做出貢獻。

　　參考文獻：

　　[1] 李海龍，畢穎.剖析"新型大國關系"[J].黨政論壇， 2013，(7)：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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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胡錦濤.堅定不移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 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46-49.

　　[5] 王緝思，李侃如.中美戰略互疑：解析與應對[M].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