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經濟全球化程度的日漸加深，全球競爭愈加激烈，企業在尋求多種方式以降低生產成本，提高經濟效益。近年來，越來越多的企業開始把在生產過程中本企業具有比較劣勢的生產環節轉移給其他國家的企業進行生產，也就是外包，企業通過外包可以降低生產成本，提高生產效率，從而增強自身的競爭力。

　　內容提要：本文根據OECD投入產出數據庫的中國投入產出表從三個層面分別測算了各細分行業的外包水平，即物質投入外包、服務外包和總體外包。然后梳理出外包對就業水平和技能結構的影響機制，并通過實證檢驗細致研究了不同形式的外包對中國工業行業就業水平和技能結構的影響。基于實證的研究結果表明，物質投入外包能夠顯著地促進行業的技能結構優化，服務外包卻顯著抑制了技能結構的優化，但是二者對就業水平的影響均為負。總體上，外包在降低中國工業部門就業水平的同時促進了勞動技能結構的優化。

　　關鍵詞：決策與信息,物質投入外包,服務外包,就業水平,技能結構

　　外包作為當前經濟全球化一種新的形式已經席卷全球，對各國經濟產生了多方面的影響。具體來講，外包與一國的勞動力收入水平，不同技能水平勞動力的收入差距，技能結構的提升以及技術進步等方面有著非常緊密的聯系。本文與前人研究不同，重點考察的是外包對就業水平和技能結構的影響，并進一步將外包區分為物質投入外包和服務外包，分別探討了不同外包方式對勞動力技能結構影響的差異。

　　一、文獻回顧

　　近年來有關外包對就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發達國家，主要文獻大都認為發達國家傾向于將生產過程中勞動密集且技術含量較低的生產階段外包到發展中國家，從而降低了發達國家低技能勞動的需求，增加了高技能勞動的相對需求。Feenstra & Hanson認為生產活動的外包是美國80年代非熟練勞動就業和相對工資下降的影響因素，并且他們認為外包和技術創新類似，都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釋美國非生產性工人就業的增長。①Diehl認為外包作為對進口中間投入的一種替代確實能夠促進國內高技能勞動的就業。②

　　Anderton & Brenton認為外包降低了英國低技能勞動的需求，同時外包的影響具有行業差異性。Anderton B， Brenton P， “Outsourcing and Low-skilled Workers in the UK，” Bulletin of Economic Research， vol.51，no.4，1999， pp.267-286.Egger & Egger采用面板數據證實了奧地利對中歐和東歐經濟體的外包活動顯著促進了其熟練勞動的相對需求。Egger H， Egger P， “Outsourcing and Skill-specific Employment in a Small Economy： Austria after the Fall of the Iron Curtain，” Oxford Economic Papers， vol.55，no.4，2003， pp. 625-643.Geishecker分析了外包對低技能勞動需求的影響，結果表明外包大約能解釋90年代德國低技能勞動需求下降的19%～24%，并且外包拉大了高技能和低技能勞動的工資差距。Geishecker I， “Outsourcing and the Demand for Low-skill Labor in German Manufacturing： New Evidence，” DIW-Diskussionspapiere， 2002; Geishecker I， Grg H，“ International Outsourcing and Wages： Winners and Losers，” Manuscript DIW Berlin， 2004.Hijzen et al.采用英國1982～1996年的面板數據實證分析了外包和勞動需求技能結構之間的聯系，結果表明外包對非熟練勞動需求存在負向影響，外包的確是英國制造業技能結構變化的重要解釋變量。Hijzen A， Grg H， Hine R C， “International Outsourcing and the Skill Structure of Labour Demand in the United Kingdom，”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115，no.506，2005，pp.860-878.Ekholm & Hakkala采用瑞典1995～2000年的數據分析表明，總體外包尤其是面向低收入國家的外包，促進了中等教育水平工人的就業轉移，而向高收入國家的外包對勞動需求結構沒有顯著影響。Ekholm K， Hakkala K， “The Effect of Offshoring on Labor Demand： Evidence from Sweden，” IUI Working Paper， 2005.Falzoni & Tajoli研究了外包和技能結構的關系，結果表明外包和總體就業水平之間沒有顯著的關系，但是對不同技能勞動之間的影響具有顯著的行業差異性。 Falzoni A M， Tajoli L， “Offshoring and the Skill Composition of Employment in the Italian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Università Commerciale Luigi Bocconi Working Paper， 2008.CrinòR采用九個西歐國家1990～2004年的數據研究了服務外包對勞動需求技能結構的影響，結果表明服務外包提高了高技能和中等技能勞動者的需求。Crinò R， “Service Offshoring and the Skill Composition of Labour Demand，” 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74，no.1，2012， pp.20-57. 　　近年來，中國一方面承接來自美國、歐洲等發達國家的外包活動(接包)，另一方面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對外發包也漸漸發展起來(發包)。從表1可以看出，和1995年相比，2005年服務外包規模迅速擴大，而物質投入外包規模增長速度相對較慢。但是從規模上看，物質投入外包的規模依然遠遠大于服務外包，服務外包在2005年依然處于較低水平，也就是說我國工業部門可能尚未充分利用國際服務市場，那么服務外包對就業水平和就業結構的影響就相對較小。隨著中國對外發包的興起，國內學者也日漸關注外包對本國勞動力市場的影響。陳銀娥等采用1997～2007年時間序列數據分析發現，總體上服務外包對就業結構存在正向凈效應。陳銀娥、魏君英：《國際服務外包對中國就業結構的影響分析――基于1997～2007年時間序列數據的計量檢驗》，《中國人口科學》2010 年第2期。陳仲常等研究認為制造業的總體外包以及高、低技術外包對就業均呈現抑制作用，而服務外包由于規模較小對就業沒有顯著影響。陳仲常、馬紅旗：《我國制造業不同外包形式的就業效應研究――基于動態勞動需求模型的實證檢驗》，《中國工業經濟》2010年第4期。王俊等研究表明，參與國際分工促進了我國就業的增長，而且服務外包的拉動作用顯著大于制造業外包，同時發現服務外包和制造業外包均不能顯著地提升我國的就業結構。王俊、黃先海：《跨國外包對我國制造業就業的影響效應》，《財貿經濟》2011年第6期。魏浩等研究表明服務外包對我國就業量存在負向作用。魏浩、黃皓驥：《服務外包與國內就業：基于全球15個國家25個行業的實證分析》，《國際貿易問題》2012年第5期。孟雪利用中國投入產出表數據分析了反向服務外包(發包)對中國就業結構的影響，結果表明一方面服務外包降低了就業總人數，另一方面增加了熟練勞動密集型行業的熟練勞動需求，減少了非熟練勞動密集型行業的熟練勞動需求。孟雪：《反向服務外包如何影響中國的就業結構――以中國作為發包國的視角分析》，《國際貿易問題》2012年第9期。蔡宏波等利用面板數據分析表明，對總體行業面板而言，服務外包和狹義材料外包能夠顯著促進我國勞動力結構優化，而廣義材料外包卻不利于勞動力結構優化;研究同時發現，不同形式外包的影響表現出極大的行業差異性。蔡宏波、陳昊：《外包與勞動力結構――基于中國工業行業數據的經驗分析》，《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12年第12期。

　　相對來講，國內的研究大都集中于中國的接包對其勞動力市場產生的影響方面，對發包影響就業尤其是就業結構的研究較少，并且已有研究大都側重服務外包，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物質投入外包的影響。本文參考劉海云和唐玲劉海云、唐玲：《國際外包的生產率效應及行業差異――基于中國工業行業的經驗研究》，《中國工業經濟》 2009年第8期。的分析，將外包進一步區分為物質投入外包和服務外包，并且采用一種新的外包指數來衡量外包水平，重點考察外包對就業水平和技能結構的影響，更進一步地比較兩種外包形式對就業水平和就業結構影響的差異，并分析存在差異可能的原因。

　　二、作用機制

　　外包作為一種經濟全球化的表現形式，可能通過多種渠道對一國勞動力市場產生影響，但是到目前為止，關于外包影響勞動力就業水平和技能結構的研究卻沒有一個確定的結論。筆者認為，外包主要通過技術溢出效應來影響行業的就業水平，同時還可能通過外包中間投入品中包含的技能勞動密集程度的不同進而對勞動力的就業結構產生影響。

　　Feenstra & Hanson分析了美國外包活動對高技能勞動需求的影響，根據他們的模型，最終產品的生產需要一系列的中間投入，并且可以按照不同中間產品生產過程所需要的高技能勞動的比重將不同的生產活動進行排序，那么美國主要生產高技能勞動密集程度為[z，1]的產品，而發展中國家生產高技能勞動密集程度為[0，z] 的產品。美國對外發包過程會將高技能密集程度為[z，z*](z*>z)的產品轉移到發展中國家進行生產(高技能勞動密集程度在[z，z*]范圍內的生產活動在美國屬于相對低技能勞動密集型，而在發展中國家屬于相對高技能勞動密集型)，那么此時美國生產產品的高技能勞動密集度范圍為[z*，1]，而發展中國家為[0，z*]。也就是說發達國家對外發包活動可以同時提高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對高技能勞動的相對需求。唐東波：《全球化對中國就業結構的影響》，《世界經濟》2011年第9期。

　　參考他們的研究方法，本文以中國為基準，按照發展程度的差異將其他國家分為兩組――美國等發達國家以及越南等發展程度比中國更低的國家，并進而通過圖示Feenstra， Robert C， “Globalization and Its Impact on Labor，” Global Economy Lecture， Vienna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tudies， 2007.來分析中國的發包活動對其就業水平及技能結構產生的主要影響。如圖1所示，橫軸表示高技能勞動的密集程度，箭頭所指方向代表高技能勞動密集程度越高。從橫軸上看，越往右代表發達國家的生產活動范圍(假定美國生產的高技能勞動密集程度范圍為EF)，越往左代表越南等發展程度比中國更低的國家的生產活動范圍(假定越南生產的高技能勞動密集程度范圍為AB)，中國生產活動中的高技能勞動密集程度界于越南和美國之間(假定中國生產的高技能勞動密集程度范圍為BE)。顯然，與中國相比，美國在生產高技能勞動密集程度較高的產品方面具有比較優勢，而越南在生產高技能勞動密集程度較低(低技能勞動相對密集)的產品時具有比較優勢。中國在參與全球分工的過程中為追求成本最小化，會將靠近E點的高技能勞動密集程度較高的生產活動轉移到美國，同時會將靠近B點的高技能勞動密集程度較低的生產活動轉移到越南。值得注意的是，企業無論將高技能勞動密集程度高的生產活動轉移到美國等發達國家，還是將高技能勞動密集程度低的生產活動轉移到越南等發展程度更低的國家，顯然都是將生產過程中本身不具有比較優勢的業務外包給其他國家，并相應地從國外進口中間投入品，目的都是降低成本、追求利潤最大化。 　　一方面，這種外包活動會影響中國的就業水平。企業將自身的生產活動轉移到國外，這種外包活動降低了企業的生產成本，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本國企業的勞動生產率。陳銀娥、魏君英：《國際服務外包對中國就業結構的影響分析――基于1997～2007年時間序列數據的計量檢驗》，《中國人口科學》2010年第 2期。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可以通過三個渠道對就業水平產生影響：第一，如果企業產出不變，那么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會減少企業對勞動力的需求，從而降低就業水平(擠出效應);第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會使得企業產出增加，那么產出增加就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反過來促進企業的勞動需求，從而促進就業(規模效應);第三，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工資水平，也就是提高了企業的勞動力成本，于是企業會減少勞動力投入，增加其他要素的投入，從而降低就業水平(工資變動效應)。綜上，外包對就業水平的影響取決于勞動生產率的擠出效應、規模效應和工資變動效應這三個影響效應的相對大小，如果勞動生產率的規模效應大于擠出效應和工資變動效應之和，那么外包就會促進就業水平的上升;反之，外包會帶來一國就業水平的下降。

　　另一方面，這種外包活動也會影響中國的勞動力需求結構。外包不同技能密集程度的產品會對不同技能的勞動需求產生不同的影響，從而影響勞動力的技能結構，可以通過圖示來具體分析。第一，中國將靠近 E點的高技能勞動密集程度較高的生產活動轉移到美國，使得分界線E左移到D，此時外包就會降低國內對高技能勞動的需求，增加低技能勞動的相對需求，從而中國能夠更加專業化的生產相對低技能勞動密集型產品。第二，中國將靠近B點的高技能勞動密集程度較低的生產活動轉移到越南，但是此時分界線B的變化取決于來自越南的中間投入中所包含的低技能勞動對國內的低技能勞動是替代作用還是互補作用。Crinò R， “Service Offshoring and the Skill Composition of Labour Demand，” 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74， no.1， 2012， pp.20-57.如果是替代作用，那么分界線B將會右移到C2，即對越南的外包減少了中國低技能勞動的需求從而增加了高技能勞動的相對需求。如果是互補作用，那么會促進中國企業進一步吸收低技能勞動力就業，于是分界線B將左移到C1，即增加了中國低技能勞動需求，也就減小了高技能勞動的相對需求。也就是說，如果來自越南的中間投入所包含的低技能勞動對國內低技能勞動是替代作用，那么此時國內生產的高技能勞動密集程度范圍為C2D，此時對高技能勞動的相對需求是上升還是下降取決于BC和DE的相對大小;而如果是互補作用，那么此時國內生產范圍為C1D，顯然國內對高技能勞動的相對需求下降。綜上，外包對技能結構的影響最終取決于這種外包活動是低技能勞動密集型還是高技能勞動密集型的生產活動外包，以及來自國外的低技能勞動對國內勞動是替代作用還是互補作用。

　　三、計量模型和數據

　　根據以上分析可見，中國的對外發包活動是提高還是降低了中國的就業水平，對中國的技能結構優化是促進作用還是抑制作用，從影響機制來看并不能得到一個確定的結論，需要通過實證進一步檢驗。本文考察的主要是不同形式的外包水平對勞動力就業的影響，同時考慮到研發等因素對就業的影響，構造得到基本的回歸方程為：

　　本文所用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科技統計年鑒》、《中國勞動統計年鑒》、陳詩一陳詩一：《中國工業分行業統計數據估算：1980～2008》，《經濟學》2011年第3期。和OECD投入產出數據庫。由于OECD投入產出數據庫中的行業分類和中國統計年鑒的行業分類不一致，本文將兩個來源的數據行業分類進行對照，最后得到18個行業。陳詩一文中提供了1980～2008年間中國38個工業行業的資本存量、增加值和從業人員的數據，其中資本存量和增加值是基于1990年不變價格給出的，為了和陳詩一數據相一致，行業產出、工資、資本和技術研發經費都使用相應的價格指數進行處理，得到以1990年為基期的不變價格數據。另外，由于投入產出表的編制不是連續的，外包數據只有95、 97、00、02、05共五年數據，用相近年份替代法陳仲常、馬紅旗：《我國制造業不同外包形式的就業效應研究――基于動態勞動需求模型的實證檢驗》，《中國工業經濟》2010年第4期。來獲取相近年份的外包指數值，具體來說是以1997年替代1996和1998年，以2000年替代1999和2001 年，以2002年替代2003和2004年，以2005年替代2006和2007年，得到1995～2007年共13年數據。

　　四、實證結果分析

　　1.物質外包和服務外包對總體就業影響的回歸分析

　　在面板數據分析中，常用的兩個模型為固定效應模型和隨機效應模型，經Hausman檢驗，此處應該采取固定效應回歸的方法。(1)式對總體就業水平回歸所對應的結果如表2所示，其中(1)～(3)列分別為單獨加入物質投入外包、服務外包和總體外包的回歸結果，第(4)～(5)列為同時加入物質投入外包和服務外包的結果，前四列為固定效應回歸結果，最后一列給出的是OLS回歸的結果(表3同)。從回歸結果可以看出，產出水平(lny)的系數顯著為正，工資水平(lnw)的系數顯著為負，這表明行業的就業水平隨產出規模的擴大而上升，隨工資水平的上升而下降，與預期一致。同時比較不同形式外包系數可以看出，無論是物質投入外包(mo)還是服務外包(so)，或者是總體外包(o)對就業水平的影響都為負，而且在同時加入物質投入外包和服務外包時回歸系數并沒有發生顯著變化(第4和第5列的結果)。這表明，中國在參與全球化過程中的物質投入外包、服務外包和總體外包均降低了就業水平。也就是說不同形式的外包帶來的技術進步所導致的勞動生產率提高的擠出效應和工資變動效應較大，而規模效應較小，所以外包最終導致了行業就業水平的下降。 　　另外比較(1)～(2)給出的不同形式外包的系數，可以看出服務外包對就業水平的負向作用遠大于物質投入外包的影響，物質投入外包每增加一單位會導致就業減少0.73單位，而服務外包每增加一單位將會導致就業減少21.27單位。隨著經濟發展技術水平的提高，制造業以及其他工業部門制造環節的規模生產效果顯著，而服務環節中生產效率較低，且不能實現生產的標準化，規模效應較難體現，所以可以認為在一個經濟體中，工業部門的服務生產環節對就業的吸納能力大于制造環節的吸納能力。王俊、黃先海：《跨國外包對我國制造業就業的影響效應》，《財貿經濟》2011年第6期。所以將服務環節進行外包對就業的擠出效應較大，從而服務外包的負向影響會大于物質投入外包。從第(3)列可以看出，總體外包對就業水平的影響系數為負，具體來講總體外包每增加一單位會導致就業減少0.75個單位，總體外包的影響系數更接近物質投入外包對就業的影響系數，這是因為從外包規模上來講，服務外包的規模遠小于物質投入外包的規模(從表 1可以看出)，從而當把外包作為一個整體來考察時，物質投入外包起主導作用。從第(4)～(5)可以看出，同時加入物質投入外包和服務外包時，并不顯著影響回歸系數的符號和相對大小，并且固定效應結果和OLS回歸結果一致。

　　2.物質外包和服務外包對就業結構影響的回歸分析

　　對(3)式進行固定效應回歸，具體結果如表3所示。可以看出，研發(rd)和工資水平(w)的系數顯著為正，這表明研發支出的增加和工資水平的上升能夠促進行業高技能勞動的相對需求;而此時產出水平和資本投入的系數顯著為負，也就是說產出擴大和資本投入的增加會吸引更多的低技能勞動者，不利于高技能勞動的相對就業。

　　另外還可以看出物質投入外包對勞動技能結構的影響顯著為正，而服務外包對勞動技能結構的影響顯著為負，而且在同時加入物質投入外包和服務外包時，系數并沒有發生顯著變化。從而可見，一方面，物質投入外包提高了中國熟練勞動的相對需求。根據外包對技能結構的影響機制來看，這可能是因為物質投入外包主要集中在技術含量相對較低的生產環節中。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的飛速增長，中國制造的勞動力成本也迅速上升，而像越南等國家的勞動力成本仍然相對較低，所以中國企業在降低生產成本尋求利潤最大化的過程中將一些低技能勞動密集的生產活動轉移到越南等國。而且來自越南等國家的中間投入中所包含的低技能勞動對國內低技能勞動是替代作用，也就是說來自越南的中間投入擠占了國內的低技能勞動，所以這部分外包降低了國內低技能勞動的就業，從而促進了高技能勞動的相對就業。對應圖1，說明中國和越南的生產分界線從B右移到C2。另一方面，服務外包降低了熟練勞動的相對需求。從外包對技能結構的影響機制來看，服務外包可能集中在高技能勞動密集程度較高的生產環節中，也可能集中在高技能勞動密集程度較低的生產環節中，且來自國外的低技能勞動對國內勞動是互補作用。結合中國的實際，可以認為服務外包應該集中在高技能勞動相對密集、技術含量相對較高的生產活動中。由于中國目前還屬于發展中國家，技術相對落后，在很多高技術相對密集生產活動中研發成本相對較高，而美日等西方發達國家高技術遙遙領先，所以在技術密集程度相對較高的生產活動過程中，中國企業會將一些難度較大或成本較高的生產活動轉移到成本相對較低的發達國家，這有利于降低企業的生產成本，提高利潤。而來自發達國家的中間投入中所包含的熟練勞動替代了國內的熟練勞動，從而降低了中國對熟練勞動的相對需求。對應圖1，中國和美國的生產分界線從E左移到D，所以中國進行外包活動之后，最終的生產范圍為C2D。

　　比較(1)和(2)列中物質投入外包和服務外包的系數大小可以看出，從影響強度來看服務外包對勞動技能結構的負向作用遠遠大于物質外包對勞動技能結構的正向作用。但是從第(3)列中加入總體外包的回歸結果可以看出，總體上外包對勞動技能結構的影響顯著為正，這主要是因為當前物質投入外包水平要遠遠高于服務外包水平(從表1可以看出)。對應圖1，也就是說BC2要大于DE，即外包總體上對中國就業的技能結構存在促進作用。從第(4)和(5)列可以看出，在同時加入物質投入外包和服務外包兩個變量的情況下，結果并沒有發生改變，即物質投入外包能夠顯著的促進勞動力技能結構優化，相反，服務外包卻不利于中國勞動力技能結構的優化。

　　五、結論

　　本文首先把OECD投入產出表的行業分類和中國的統計年鑒行業分類做了對照，共得到18個行業。進一步采用OECD投入產出數據庫提供的投入產出表，從三個層面上測算了中國1995、1997、2000、2002和2005共五年的 18個行業的外包水平，即物質投入外包、服務外包和總體外包。并且采用相近年份替代法分別以1997年替代1996和1998年，以2000年替代 1999和2001年，以2002年替代2003和2004年，以2005年替代2006和2007年，最后得到1995～2007年共13年18個行業的面板數據。本文基于這一面板數據對不同形式的外包對中國工業行業就業水平和技能結構的影響做了實證檢驗。

　　對就業水平的回歸結果表明，從影響方向來看，無論是哪種形式的外包(物質投入外包、服務外包或者總體外包水平)對就業水平均存在負向影響，這可能是由于外包過程中主要是生產率對就業的擠出效應和工資變動效應(負向作用)占主導，而產出的規模效應(正向作用)的影響效果較小。從影響程度來看，服務外包對就業影響的負向作用要大于物質投入外包，這是因為相對來講工業部門的服務環節規模效應較難實現對就業的吸納作用，從而服務外包損失的就業會相對較多。

　　從對技能需求結構的回歸結果可以看出，從影響方向上看，總體來講，外包能夠顯著的促進中國行業技能結構的優化;但是具體來講，物質投入外包顯著地促進了行業技能結構優化，而服務外包卻顯著地抑制了行業技能結構優化。從影響程度上看，服務外包對技能結構的負向影響系數遠遠大于物質投入外包的正向影響。同時，根據前文論述可以看出，中國在外包實踐中，將高技能勞動密集程度較高的生產過程外包到發達國家會降低國內高技能勞動的相對需求，而將高技能勞動密集程度較低的生產活動外包到發展程度更低的國家則可能會提高(來自這些國家的低技能勞動對國內低技能勞動是替代作用)或者降低(來自這些國家的低技能勞動對國內低技能勞動是互補作用)國內高技能勞動的相對需求。根據回歸結果說明，物質投入外包對技能結構存在促進效果，所以可以認為物質投入外包集中在高技能勞動密集程度較低的生產活動中，主要外包目的國家是越南等勞動力成本更低的國家，而且來自國外的低技能勞動對國內低技能勞動是替代作用。服務外包對技能結構是降低作用，可以認為服務外包主要集中在高技能勞動密集程度相對較高的生產活動中，主要目的國家是美國等技術較發達的國家，來自發達國家的高技能勞動替代了國內的高技能勞動，從而降低了高技能勞動的相對需求。但是從總體上來講，雖然服務外包對技能結構的負向影響系數較大，但是由于服務外包規模尚小，因此總體上主要體現的是物質投入外包對技能結構的正向效果，也就是說對外發包總體上可以促進我國高技能勞動的相對需求，可見，中國工業行業的技能結構總體呈現優化，而物質投入外包是我國行業技能結構優化的重要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