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榮芳先生曾指出：“從韓愈、李翱、李漢等的交往看來，可能韓、柳的古文運動的淵源之一，也是來自這些史官傳承的史學。” [1 ] (210)并將“唐代史學與古文運動的關系”列為他亟待解決的問題。

　　摘 要：唐代古文運動的興起有著復雜的原因，若將其與中唐史官及史學聯系起來，便會發現二者之間的密切關系：其一，古文運動的發起人員多為史官及其交游者;其二，古文運動的“文以明道”觀與史家的道德裁判思想一脈相承;其三，古文創作的崇真尚質文風是史傳文學實錄直書精神的內在轉化。

　　關鍵詞：歷史教學反思,史官,史學,古文運動

　　張氏已意識到史官、史學與古文運動的關系，可惜未見深論。筆者通過對古文運動先驅及倡導者生平的考察，發現他們中相當一部分人有過史官經歷或者與史官交往密切。同時，通過對他們文學觀的考察，發現其中頗多與史學精神及史傳文學相通，如文道觀，對文體、文風的態度等。由此看來，古文運動與史官及史學二者關系密切，正是在史官及史學的影響下，古文運動逐漸興起，本文擬從以下三個方面考察：

　　一、古文運動的發起者多來自史官及其交游者

　　古文運動的先驅及倡導者、追隨者與史官在人員遞承上存在著交叉的關系。他們或曾任史職，如柳冕、韓愈、李翱及李漢，或具有強烈的史學思想且與史官交往密切，如蕭穎士、李華、梁肅及柳宗元等。

　　柳冕，柳芳之子，曾任史官修撰。他“博學富文辭，且世史官，父子并居集賢院。歷左補闕、史館修撰” [2 ] (4537)。韓愈，曾任史館修撰，并修《順宗實錄》。史載韓愈“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 [2 ] (5257)，其交游的士人梁肅、蕭存等與史官也有著密切的關系。韓愈曾從梁肅游，“大歷、貞元之間，文字多尚古學，效揚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獨孤及、梁肅最稱淵奧，儒林推重。愈從其徒游，銳意鉆仰，欲自振于一代” [3 ] (4195)。韓愈與蕭存關系密切，“韓愈少為存所知，自袁州還，過存廬山故居，而諸子前死，唯一女在，為經贍其家”。蕭存乃蕭穎士之子，史稱其“亮直有父風，能文辭，與韓會、沈既濟、梁肅、徐岱等善” [2 ] (5770)，蕭穎士有史才并有史著。李翱、李漢被看作古文運動的追隨者。李翱，曾為史館修撰。史載“元和初，為國子博士，史館修撰。常謂史官紀事不得實” [2 ] (5280)。李漢，曾為史館修撰。“文宗即位，召為屯田員外郎、史館修撰”。李漢為韓愈女壻，深受韓愈影響，“漢，韓愈子壻，少師愈為文，長于古學，剛訐亦類愈”。李漢曾“預修《憲宗實錄》” [3 ] (4453-4454)。

　　蕭穎士，史稱其有史才。“乃起漢元年訖隋義寧編年，依《春秋》義類為傳百篇”。又“著《梁蕭史譜》”，“史官韋述薦穎士自代，召詣史館待制……俄免官” [2 ] (5768)。則蕭穎士有兩部史學著作，或許還在史館短暫為官。蕭氏與柳芳、韋述、孫逖等史官有交游。蕭穎士“友殷寅、顏真卿、柳芳、陸據、李華、邵軫、趙驊” [2 ] (5769-5770)，其中柳芳即曾任直史館、史館修撰等史職，并撰有《唐歷》 [2 ] (4536)。蕭穎士集中有《贈韋司業書》、《仰答韋司業垂訪五首》，韋述有《答蕭十書》并嘗薦穎士自代，足見二人交往之厚。韋述，曾為起居舍人史職。《新唐書》記載他撰《開元譜》二十卷，修《六典》;又與柳芳編綴吳兢所修國史。蕭穎士以韋述為“譙周、陳壽之流”，“為史官二十年，澹榮利，為人純厚長者” [2 ] (4530)。又孫逖，也曾任起居舍人。其任考功員外郞時“取顏真卿、李華、蕭穎士、趙驊等” [2 ] (576)，與穎士當有一定的交往。

　　李華，雖未曾任史職，但與史官賈至及有史才的蕭穎士交往密切。“李華，字遐叔，以文學自名，與蕭穎士、賈幼幾為友” [4 ] (170)。獨孤及《檢校尚書吏部員外郎趙郡李公中集序》稱“天寶中，公與蘭陵蕭茂挺、長樂賈幼幾勃焉復起，振中古之風，以宏文德” [5 ] (3946)。史載“華善屬文，與蘭陵蕭穎士友善” [3 ] (5047)，“(蕭穎士)嘗與華、據游洛龍門，讀路旁碑。穎士即誦，華再閱，據三乃能盡記” [2 ] (5770)。李華又為蕭穎士文集作序，亦可證二人交往密切。另外，李華與劉迅亦有交往。李華“兄事德秀，而友蕭穎士、劉迅” [2 ] (5565)，劉迅雖未任過史官，但“續《詩》、《書》、《春秋》、《禮》、《樂》五說” [2 ] (4525)，則承續了其父劉知幾的史學家風。

　　梁肅，曾被授史職，但未就。《新唐書》云“蕭復薦其材，授右拾遺，修史，以母羸老不赴” [2 ] (5774)。梁肅是獨孤及的弟子，并受到李華的識拔，又與蕭存交往，而這三人都是受史學影響極深的人。崔元翰《右補闕翰林學士梁君墓志》：“年十八，趙郡李遐叔、河南獨孤至之始見其文，稱其美，由是大名彰于海內。” [6 ] (4967)史載“(蕭存)與韓會、沈既濟、梁肅、徐岱等善” [2 ] (5770)。柳宗元，雖不曾為史官，但有修史之志。曾言：“昔與退之期為史，志甚壯。” [7 ] (812)并作《與韓愈論史官書》闡發史官的責任，又作《段太尉逸事狀》向韓愈提供史料。

　　由以上可以看出，從古文運動的先驅蕭穎士、李華，柳冕、獨孤及、梁肅到韓愈、柳宗元等倡導者，再到李翱、李漢等古文運動健將，他們或任史官或與史官交游，與史學關系密切，古文運動的發起者多來自史官及其交游者。

　　二、古文運動的“文以明道”與史家之道德裁判思想一脈相承

　　我國史官自古就有秉褒貶之筆、寓勸善懲惡的志向。孔子修《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弊起廢，王道之大者也” [8 ] (3297)。這種勸善懲惡的觀念帶有明顯的道德裁判性質。劉知幾《史通》論褒貶史事，繼承了儒家道德裁判的思想。“昔夫子修《春秋》，吳楚稱王而仍舊曰子。此則褒貶之大體，為前修之楷式也” [9 ] (106)。唐代史官大都秉承了“不虛美，不隱惡，勸善懲惡的原則，以執行歷史撰述與道德裁判的任務” [1 ] (1 )。柳芳《唐歷》就因為“不立褒貶義例，為諸儒所譏訕” [2 ] (4536)。 　　古文運動的先驅以及倡導者也多具有這種史家道德裁判的思想。蕭穎士極力贊揚《春秋》示褒貶、懲惡勸善的義法，并曾依魯史編年之例，著《歷代通典》。他在給韋述的書信中說：“孔圣斷唐虞以下，刪帝王之書，因《魯史記》而作《春秋》，托微詞以示褒貶。全身遠害之道博，懲惡勸善之功大。”又批評司馬遷、班固所編史書“其文復而雜，其體漫而疏，事同舉措，言殊卷帙”，“于是圣明之筆削、褒貶之文廢矣” [5 ] (3277-3278)。其對司馬遷、班固的看法雖有些片面，但卻明顯體現了史書任務在褒貶的史學觀。又認為史學的功能應是“立言寄青史，將以贊王道” [10 ] (1596)，“王道”即儒家的道德思想。為此，他曾實踐自己的史學主張，“著《歷代通典》，起于漢元十月，終于義寧二年，……標一字以舉凡” [5 ] (3278)。

　　李華贊同史的功用在于褒貶懲勸，其《著作郎廳壁記》曰：“文之大司，是為國史，職在褒貶懲勸，區別昏明。”贊揚孔子作《春秋》“因歷象以正時元，假鬼神而討有罪，善人勸焉，淫人懼焉” [5 ] (3204-3205)。《安陽縣令廳壁記》表達了同樣的觀點：“記事者，志盛德而旌善人。” [5 ] (3210)柳冕也明確地表達了史家道德裁判的思想。“夫圣人之于《春秋》，所以教人善惡也”，“求圣人之道，在求圣人之心，求圣人之心，在書圣人之法。法者，凡例褒貶是也” [5 ] (5355-5356)。獨孤及也說：“孔子作《春秋》以繩當代，而亂臣賊子懼。謚法亦《春秋》之微旨也。在懲惡勸善，不在哀榮;在議美惡，不在字多。” [5 ] (3927)梁肅亦表達過類似的思想，他在給獨孤及集作序時說：“怨刺形于歌詠，諷議彰乎史冊。” [5 ] (5260)

　　韓愈同樣表達了勸善懲惡的史學思想。進士及第后他曾表示：“若都不可得，猶將……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作唐之一經，垂之于無窮，誅奸諛于既死，發潛德之幽光。” [11 ] (688)這種觀念正是《春秋》褒貶手法，即史家的道德裁判。但是后來的《答劉秀才論史書》卻說：“愚以為凡史事褒貶大法，《春秋》已備矣。后之作者，在據事跡實錄，則善惡自見，然此尚非淺陋偷惰者所能就，況褒貶邪?”又舉例以證明“為史者不有人禍，則有天刑” [11 ] (3103)似乎否定了史家褒貶之法，但仔細一思考，韓愈所舉的事例卻不能證明他的觀點。如“孔子圣人，作《春秋》，辱于魯衛陳宋齊楚，卒不遇而死”， “左丘明紀春秋時事以失明，司馬遷作《史記》刑誅，班固瘐死” [11 ] (3103)等均與史實不符，韓愈不會連這點史識都沒有。此文是韓愈任史館修撰后不久所作，此時重要工作是修國史。韓愈不是不贊成褒貶，而是感到修國史要排除外界干擾正確地褒貶，公正地實行道德裁判非常艱難，所以他感到恐懼。正如他的文章所說：“且傳聞不同，善惡隨人所見。甚者附黨，憎愛不同，巧造語言，鑿空構立善惡事跡。于今何所承受取信?” [11 ] (3104)柳宗元明確指出：“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 [7 ] (809)故此文并不代表韓愈否定《春秋》褒貶義法。其后他所完成的《順宗實錄》證明他不是一個“草草作傳記，令傳萬世” [11 ] (3104)的人，依然執行著史家道德裁判的職責。

　　柳宗元有很強的史學意識，曾言：“昔與退之期為史，志甚壯，今孤囚廢錮，連遭瘴癘羸頓，朝夕就死，無能為也。” [7 ] (812)他贊同史應該褒貶，《謚議》篇云：“伏以《魯史》褒貶，《虞書》黜陟，彰善癉惡，王教之端。” [7 ] (190)又作《段太尉逸事狀》標舉段秀實高尚的道德，實踐史家的褒貶之法。李翱在史學上繼承了韓愈的思想，“故欲筆削國史，成不刊之書，用仲尼褒貶之心，取天下公是公非以為本”，“韓退之所謂‘誅奸諛于既死，發潛德之幽光’是翱心也” [12 ] (42)。李翱的史學觀可以總結為兩點：一、史官要“以記錄是非為事”，這個“事”實際就是編史的原則，具體內容是“勸善懲惡，正言直筆。紀圣朝功德，述忠臣、賢士事業;載奸臣、佞人丑行。以傳無窮。”二、李翱指明了正確的歷史方法論。他強調修史應該“指事說實，直載其詞，則善惡功跡皆據事足以自見矣。” [13 ]

　　與史學上強調勸善懲惡的道德裁判相對應，古文運動先驅及倡導者在文學上強調“道”，這種“道”基本上指的是儒家道德思想，從而使文學與史學在“道”的層面上得到統一，表現在古文運動先驅的身上即強調文學的“宗經”。蕭穎士在文學上主張上承“六經”，親近“風雅”，而有益于“王化”。蕭氏有極強的崇經思想，在《贈韋司業書》中云：“仆有識以來，寡于嗜好，經術之外，略不嬰心。” [5 ] (3227)同時，蕭穎士強調為文要親近“風雅”，《為陳正卿進續尚書表》說：“質文一變，風雅大興。” [5 ] (3268)《江有歸舟序》則提出“文也者……所務乎激揚雅訓，彰宣事實而已” [10 ] (1594)。他還進一步強調文章要有益于“王化”，即行使美刺教化的功能。“丈夫生遇升平時，自為文儒士，縱不能公卿坐取，助人主視聽，致俗雍熙，遺名竹帛，尚應優游道術，以名教為己任，著一家之言，垂沮之益，此其道也” [5 ] (3275)。

　　李華在文學上宗經。他說：“文章本乎作者，而哀樂系乎時。本乎作者，六經之志也;系乎時者，樂文武而哀幽厲也。……夫子之文章，……蓋《六經》之道也。屈平、宋玉哀而傷，靡而不返，《六經》之道遁矣。”甚至說“有德之文信，無德之文詐。” [5 ] (3196)獨孤及評論李華的文章時說：“公之作本乎王道，大抵以五經為泉源。” [5 ] (3946)柳冕在文學上強調“文章本于教化，形于治亂，系于國風” [5 ] (5356)。獨孤及為文亦主張宗經，梁肅《祭獨孤常州文》記載：“嘗謂肅曰：‘為學在勤，為文在經。勤則能深，經則可行。’” [5 ] (5306)梁肅在文學觀上表現出明顯的重道輕文傾向，他認為：“文之作，上所以發揚道德、正性命之紀;次所以裁成典禮、厚人倫之義;又其次，所以昭顯義類，立天下之中。” [5 ] (5261)又“言文必及經”，“以經為師” [5 ] (5268)。 　　韓愈進一步提出“文以明道”的主張，平衡“文”與“道”的關系。《爭臣論》首先提出“文以明道”的觀點，“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 [11 ] (469)。在《上兵部李巽侍郎書》中重申了此觀點，“謹獻舊文一卷，扶樹教道，有所明白” [11 ] (600)。韓愈“文以明道”中的“道”是以儒家思想為中心的道。“己之道乃夫子、孟子、揚雄所傳之道也” [11 ] (562)。柳宗元贊同“文以明道”，《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中說：“始吾幼且少，為文章，以辭為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 [7 ] (873)《報崔黯秀才論為文書》：“圣人之言，期以明道，學者務求諸道而遺其辭。辭之傳于世者，必由于書。道假辭而明，辭假書而傳，要之道而已耳。” [7 ] (886)當然，柳宗元所指的“道”內容更加廣泛，但不可否認，其“道”仍以儒道為主。李翱在文道關系上繼承了韓愈的主張又有所發展，他強調文、理、義三者兼備。“義深則意遠，意遠則理辯，理辯則氣直，氣直則辭勝，辭勝則文工” [12 ] (44)。李漢在文道關系上主張“文者貫道之器也，不深於斯道，有至焉者不也” [5 ] (7697)。

　　綜上所述，史家勸善懲惡的道德裁判精神不但存在于史官中，古文運動的先驅及倡導者亦有很強的道德裁判精神，他們通過“宗經”將它化為“古文”中對“道”的追求，進而提出“文以明道”原則。從而使儒家的道德思想在“古文”中得以激活，在某種意義上構成了文學吸收史學精神的重要方面。

　　三、古文創作的崇真尚質文風是史傳文學實錄直書精神的內在轉化

　　“實錄”、“直書”是中國史傳文學的優良傳統，司馬遷《史記》歷來被稱為“實錄”之典范，班固指出：“自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 [14 ] (2738)則“實錄”不僅是對歷史事實的“不虛美，不隱惡”，還包括文方面“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唐代劉知幾繼承了這種實錄的精神，“茍愛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惡必書，斯為實錄。” [9 ] (402)“夫所謂直筆者，不掩惡，不虛美，書之有益于褒貶，不書無損于勸戒。” [9 ] (529)正是這種實錄精神使史傳文學在文體上基本保持了散體的特征，而在文風上遵循著“辨而不華，質而不俚”的原則。在古文運動的發展過程中，其先驅及領袖人物由于與史官的密切關系，而繼承了史傳文學的這種傳統，在文學形式上提倡“宗真尚質”，即在文體上提倡散體、反對駢體，在文風上強調質樸自然，反對雕琢矯飾。

　　蕭穎士說：“仆平生屬文，格不近俗，凡所擬議，必希古人，魏晉以來，未嘗留意。” [5 ] (3276)崇尚周、秦、漢之文。反對六朝駢儷之文，“文也者，非云尚形似，牽比類，以局夫儷偶，放于奇靡，其于言也，必淺而乖矣” [10 ] (1594)。李華在文體上稱贊元德秀的文章“可謂與古同轍” [5 ] (3249)。文風上他“反魏晉之浮誕”，反對“化物諧聲為文章” [5 ] (3197)。柳冕反對“本于哀艷，務于恢誕，亡于比興”，“流蕩不返，使人有淫麗之心”的文章，提倡“古人之文”。獨孤及則指出：“自《典》、《謨》缺，《雅》、《頌》寢，世道陵夷，文亦下衰，故作者往往先文字后比興。……及其大壞也，儷偶章句，使枝對葉比，以八病四聲為梏拲，拳拳守之，如奉法令。聞皋繇史克之作，則呷然笑之。天下雷同，風驅云趨。文不足言，言不足志。” [5 ] (3945-3946)由此可見，他同樣反對“儷偶章句”之文。梁肅則認為：“文本於道，失道則博(一作傳)之以氣，氣不足則飾之以辭，蓋道能兼氣，氣能兼辭，辭不當則文斯敗矣。” [5 ] (5261)由此可知，古文先驅者在文體觀念上是基本一致的，他們反對六朝以來駢儷之文，并對偶章儷句進行批評，同時贊揚和欣賞先秦、秦漢散體文。

　　古文運動的倡導者韓愈、柳宗元，及追隨者李翱等也都提倡散體，反對雕琢矯飾文風，同時他們又創作出大量優秀的古文作品，真正使“古文”代替了駢文，推動古文運動走向勝利。韓愈雖然并不絕對否定駢文，但他仍然反對駢文那種過分雕琢的風氣，在《答李秀才書》中他就曾說“不以琢雕為工” [11 ] (725)。當然，韓愈的最大功績在于以大量具有高度藝術成就的“古文”創作沖擊了駢文的統治地位。其論說文格局嚴整，層次分明，說理透辟，理足氣盛;其傳記文高屋建瓴，條理分明，迭宕起伏;其抒情文感情真摯，融敘事、抒情為一爐。柳宗元也反對形式主義傾向，認為：“今世因貴辭而矜書，粉澤以為工，遒以為能，不亦外乎?” [7 ] (886)批評 “駢四儷六，錦心繡口” [7 ] (489)的創作風氣，要求文章寫作要“本之《書》以求其質” [7 ] (873)。柳宗元也創作了大量的古文，其中山水游記尤為出色。李翱追隨韓愈，致力于“古文”創作。曾說：“吾所以不協于時而學古文者，悅古人之行也;悅古人之行者，愛古人之道也。”將文與道結合起來。又反對文章尚異、好理、溺于時、好難或者好易。 [12 ] (44)李翱“至今行世的100余篇文章大部分是推行古文的產物，他的文章神似韓愈，但卻獨具一格，呈現出自然、樸實，重事實、少虛浮的特點” [12 ] (前言4)。

　　韓愈、柳宗元不僅反對駢體風氣，提倡散體質仆的文風，而且在創作中還不斷向史傳學習。韓愈的碑志文就大量繼承了史傳的寫法，方苞說：“退之、永叔、介甫俱以志銘擅長。但敘事之文，義法備于《左》、《史》。退之變《左》、《史》之格調，而陰其義法。” [15 ] (615)錢基博也說：“韓愈碑志之文，可大別為三，有豪曲快字……而運以司馬遷之浩氣逸致者;有奇字拗語……而運以司馬遷之浩氣逸致者。” [16 ] (135)柳宗元為文亦本經而參史，“本之《春秋》以求其斷”，“參與《國語》以博其趣”，“參之太史公以著其潔” [7 ] (876)。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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