邏輯學論文發表期刊推薦《社科縱橫》雜志是以中國近代史為主要內容的全國性文史月刊，是全國第一份集中發表回憶錄的期刊，也是全國政協唯一一份綜合性文史期刊，自1983年創刊 以來，始終堅持正確的輿論導向，以“親歷、親見、親聞”為特色和視角，記錄和反映我國近現代史上的重大事件、人物故事及社會人生

　　哲學研究當然要有敏銳的問題意識，但不能總是跟著問題跑。問題往往是散在的、復雜的和流動性的，并且雜陳于不同的層面，而哲學研究則帶有相對的確定性，敏銳的問題意識當然是一個重要方面，但更重要的還是駕馭問題、剖析問題并獲得實際的解決問題的理論思維能力。可見，問題意識，乃是進入哲學研究的入口（往往也是調整和變革既有哲學研究路數的助推器），但還不能代替實質的哲學研究。而且，并不是所有現實問題都可以看成是哲學研究的直接前提，現實問題需要經過某種篩選、甄別和提煉，方能成為哲學研究的問題意識。提出問題當然十分重要，但坦率地講，提出問題還只是一個開始，哲學研究應當以問題為先導，但更重要提要提升到一個相對確定的研究領域，并進行相應的理論清理、探討、分析與思想引導。問題本身只是話題，還不是課題，從話題轉化為課題，需要經過一種學術及學科的轉換與提升，但現在學術研究中存在的問題常常是直接把話題當成了課題。

　　哲學的研究成果必須與相應的學科領域結合在一起，并且要求對該學科領域研究的推進具有學術積累與學科建設意義。當然，并不是所有的問題都固定于一定的學科領域，在問題與學科領域之間原本沒有一一對應關系。問題是真實的，但學科領域常常是設定的，問題的形成是實踐的產物，它并沒有、也不可能遵循領域既定的規則，但人們會時常把領域看成是一個確定的東西，而且在這樣看時，常常有一個所謂學科領域的依據。目前在某些哲學研究領域的確存在一種研究傾向，即在對問題進行研究時，過于將問題學科化，甚至于削足就履，把問題處理成學科領域所要求的樣式，但由此產生的研究成果，其意義顯然就要大打折扣。同一個問題，也可以從不同的學科領域、甚至超出哲學學科進行研究，而且，重大問題之所以重大，恰恰就在于涉及到哲學的全部問題，并由此帶動不同哲學領域、甚至于整個知識學科研究的深化或創新。有些新的重大問題的提出，往往也會形成一些新的學科領域。從傳統哲學的本體論或形而上學，到近代哲學認識論，再到隨著現代性社會與文化狀況的重大變化而形成的諸多哲學領域，本身也見證了由問題到學科領域的凝結與提升。

　　我國現行哲學學科乃至整個理論學科的學科制度安排模式及研究范式，亟待進行一場全面的反思及調整。我國的哲學學科，作為一級學科，下設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哲學、外國哲學、倫理學、邏輯學、美學、宗教學、科學技術哲學八個二級學科，上述八個二級學科究竟是什么關系？它們如何系統性地體現出與哲學的關系？都是難以說清、也不可能說清的問題。哲學就是哲學，可以區分為不同的領域，如形而上學、知識論、價值論、社會理論，等等，對任何一個領域而言，不同的哲學思想及學術都是向它開放的，研究者也應當享有獲得相應哲學思想及學術的權力——至于能不能做到，則屬于研究者的興趣與能力了，但目前，相應的哲學思想與學術總是與某一二級學科聯系在一起的，并且，某人的研究領域，在同仁心目中總是首先與他（她）所從屬的那個二級學科聯系在一起的。就是說，領域被完全二級學科化了，從而既失去了哲學的整體性，也失去了應有的跨學科性。應當說，時至今日，我國哲學界的學科壁壘現象仍是相當嚴重的，某一二級學科領域的專家，一旦涉足另一個二級哲學學科，往往會陷入學科認同麻煩，通常會被看成是“不務正業”而受到本二級學科領域專家的輕視乃至蔑視。但事實上，這種二級學科式的哲學研究模式，已經嚴重地影響到了哲學研究的總體質量與水平，也影響到哲學學術成果回應現實問題的能力。

　　由相應的二級學科設置，來確定研究領域，的確是中國的特色，這種情形據說在相關人文社會學科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并且已經嚴重地影響到了整個人文社會學科的交叉、整合以及研究水平。但是，由于這種學科劃分結構已經成了根深蒂固的習慣，并與既定的利益分配機制深深地牽扯在一起，在這種情況下，改革其難度就可想而知了。道理與利益向來是兩回事，道理是“講得通”的，大家也都心知肚明，但一旦與利益掛鉤，大概也就“行不通”了，因而也只好“將就”既定的利益機制。

　　哲學研究領域難以從量上確定，這正是由問題的雜多性決定的。由強烈的問題意識的刺激而形成的諸多哲學領域的活躍，應該說是當代哲學的特征。相對于當代哲學林林總總的領域，傳統哲學的領域顯然要單純得多，這是由整個傳統社會及其文化結構的相對穩定性決定的。但現在看來，問題叢生的現時代帶來的難以計數的哲學領域，同時也是當代哲學的一個癥候，是當代哲學失去自我把握、理解與引導能力的病癥所在。

　　一般而言，一定的哲學領域包含這樣幾個要素或內容：問題意識、哲學資源及方法的利用與整合、哲學信念的論證或調適、對問題本身的求解。問題意識是貫穿始終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領域的具體理論結構與環節中，作為前提性與求解方向的問題往往是隱性的和不在場的，因為強烈的問題意識的在場會干擾具體的理論論證與求解過程。問題總是具體的，并帶有意向性與傾向性，但具體的理論論證與求解卻要求理性推導與必要的抽象，并保持適當的中立立場。有些領域哲學研究之所以難以讓人心服，問題就在于被過多的問題及情緒纏繞，其研究既難以使問題本身得到清理，也難以形成一種解答問題的方案，不僅如此，最后從“學術”層面攤開的“問題”遠比“問題本身”更復雜。這里面同時也涉及到一個問題，即看似中立的理性推導與思維抽象，實際上隱含著一種超越于問題層面的旨在解決問題的思想信念，一種好的哲學，不僅要提供理解問題的方法，還有義務提供解答問題的信念，但如果過多地沉湎于問題的復雜性與不可理解性，就可能出現上面這種糟糕的情形，即從理路與信心兩個層面封住了問題解答的可能性，這實際上是一種不負責任的和令人失望的研究路數，是不應該提倡的。業內人士常常講，提出問題比解決問題更重要，這只是強調了問題的重要性，看來，能夠解決問題、甚至至少從問題的提出及剖析向問題的求解開放，同樣是值得重視的。人們經常批評某些哲學常常把問題弄得更復雜，看來應當引進業內人士的足夠反省。

　　由一定的問題意識引導的領域哲學的背后，都包含著一定的形而上學和知識論的“硬”的內涵或結構。在這里，傳統哲學的經典領域與現代哲學的復雜領域之間構成一種內涵上的關聯性，問題是通過領域支撐起來的，而領域又是建構在與傳統哲學領域的應有的關聯之上的。這對于現代繁雜的領域哲學的興起提出了實質性的批評。一個時代的問題多多，但都可以歸結為一個哲學問題，即理性的時代際遇問題。而現時代諸多領域哲學，其實也是一樣，我曾提出，目前哲學界諸多領域哲學之間雖然使用了不同的稱謂形式，并且都蘊含著這一時代特有的社會與文化問題，但在話語與概念操作系統上仍然存在著明顯的“家族相似”性（鄒詩鵬：“‘領域紛呈’與‘家族相似’”，《學術界》2002年第2期）。實際上，在更大的程度上講，諸多領域哲學，都可以歸結為這一時代形而上學的不同的表現形式，是形而上學在現代性社會與文化處境下的不同體現與運用形式。

　　領域哲學的興起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哲學的繁榮，而且，應當承認，最近這些年來哲學界出現的諸多哲學領域也都有其興起的問題背景及學理依據。但是，看來，沒有、也不應該有那么多的新的哲學領域，聲稱確立了一個個新的哲學領域，恰如以前所說的創建了“××學”，甚至于創建了一個又一個“新”的哲學體系一樣，恰恰表現了當代哲學的不成熟。而且，領域哲學的興起，一旦與某種學科建設上的需要及其正當性關聯在一起，必然會造成種種學術泡沫，于健康的學術研究及其積累有害無益。我們發現，更多的哲學領域，看來是夸大了所在領域的問題意識與學術價值，這的確是值得學界深入反省的。我個人近些年來一直在從事生存論問題研究，最初甚至也有建構一套生存哲學的設想，但隨著研究的深入，我逐漸感到，我對生存論的研究，不過是通過生存論這一領域而展開的形而上學研究，或者說是對形而上學的當代境遇研究。所謂生存哲學，就是哲學本身，但哲學卻不限于生存哲學。

　　當代哲學諸多學科領域與傳統哲學領域的關聯，并不是一種形式上的，而是內在的和思想意義上的。一般而言，任何一個課題，都有該課題的“前史”，這是研究者需要充當重視的，也應當花足夠的精力去整理和梳理。在這一意義上，哲學史的追溯與訓練工作是相當重要的，忽視不得。但是，問題的復雜性在于，并不是任何一個新的研究領域都存在一條可見的哲學史線索，現在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但凡發現一個自認為重要的領域，都要花去相當多的精力進行哲學史的清理，好像不做這種工作，就顯得沒有學術價值。事實上，仔細觀察我們會發現，許多研究成果中，對哲學史相關理論的考察，與論者本人關注的問題及領域，完全是風馬牛不及，由此形成的東西，當然也就成了偽學術，害人也害已。應當說，大多針對現實問題的領域哲學研究，哲學史往往是不在場的，或者，要進入該領域研究，本身就需要反思和處理相關哲學史資源，并轉換問題的思考角度，進而深入相應的研究領域，只有這樣，研究成果本身才顯出學術含量與學科積累意義。

　　問題本身也是需要區分的，有現實的問題，也有理論的問題。現實問題與理論問題之間沒有原則上的區分，但卻有形式上的差別，有表現方式和層次上的差別。現實問題有其偶然性，體現著實存性，而理論問題則蘊含著理論把握或解釋現實的問題性，并體現出理論發展本質要求的實然性；理論問題是對現實問題的反映，同時也必須是一種提升。哲學的問題主要說來是理論問題，或者說是被一定的現實問題激活的理論問題，是融匯了現實問題的理論問題。對現實問題的高度關注，提醒甚至警醒著哲學家的工作，這意味著哲學家總需要對現實問題高度自覺，但這種自覺并不在于要時時刻刻關注和思考現實問題，哲學家對現實問題的關注是通過特有的方式實現的，這就是通過思考形而上學的命運反映時代的現實問題，這是哲學家的主業。因此，相對而言，哲學家這一群體對于現實問題的反映向來較遲鈍，這種遲鈍里面其實包含著哲學學科應有的沉靜與從容。因此，大可不必抱怨哲學家們對現實問題“失語”，其實，如果哲學家們一窩蜂地關注和介入社會現實，倒真是一件令人困惑的事情。當然應當鼓勵哲學家積極關注現實問題，一個正在建設之中的現代公民社會，哲學家作為普通公民，而且應當說是具有較高素質與身份的公眾人物，本身就承擔著相應的社會參與義務與責任，但這并不意味著要把公共參與變成哲學家的主業。實際上，大體上說來，哲學家們都在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與角度關注著不同的現實問題，而且，具體的關注樣式也不一樣，有的是直接的關注（甚至是直接介入），他們對現實的關注與他們哲學的“本文”工作是直接聯系在一起的，但更多的還是間接的關注，他們對現實問題的關注是潛在的、不在場的，包含于字里行間，或者干脆在話語之外。

　　哲學疏離生活的情形當然是有的，傳統哲學就是如此，這一點馬克思已經做出了深刻的揭示和批判。不過，馬克思是不是就由此認定傳統哲學缺乏生活的理解與自覺，看來還值得重新審視。我覺得，馬克思主要是批判了兩種情形：一是抽象的理性形式肢解了人的生活；二是直觀的經驗沒有達到人的生活的深度。至于傳統哲學所強調的超越性對人的生活意義的肯定，馬克思部分地認可，只不過，在馬克思看來，傳統哲學借助于超驗性的宗教實現的對人生生活的肯定，仍然只是一種外在的規定性，而馬克思強調的則是人通過自我解放的方式實現的超越性。因而，在傳統哲學看來的超驗的形而上學，在馬克思看來則是通過人的感性生命活動實現的生存論形而上學。對于傳統時代而言，哲學與生活的關系是自在的，并不存在哲學與生活的疏離，換句話說，哲學家們純粹的精神構造所反映的正是對應然生活的構想，對自在生活的內在理解與超越，恰恰是通過哲學表現出來的。傳統哲學的超驗性與傳統生活世界在本質上的自在性之間存在著某種隱秘的關聯，哲學精神的超驗性從絕對性上表明了人們精神生活的超越性訴求，同時也映證了人們具體生活樣式的自在性，一種自在的生活世界必須需要一種超驗的形而上學。在這一意義上，現代人對傳統哲學與生活樣式的疏離的批判其實只是基于現代人的哲學觀與生活觀，對于傳統哲學而言，這種批判其實是外在的。“當生活以其自在的方式展現出來時，哲學與生活的關系并不成問題，反倒是：當自為的生活成為時代的主題時，哲學與生活的關系才變得問題重重”（參見拙作：“生活世界轉向：意義及其邊界。”（《河北學刊》2004年第2期）因此，當我們說當代哲學疏離生活時，其實是說當代哲學尚未達到對當代生活的內在理解。正是在這樣一種情況下，才有了各種各樣的生活哲學主張，但是，是否能夠實現以及如何實現把時興的問題及話題轉換為課題性的學科領域，依然是不能回避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