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文性”又譯“文本間性”、“文本互涉”等，是法國學者克里斯蒂娃在巴赫金對話理論基礎上提出的概念，指“一個確定的文本與它所引用、改寫、吸收、擴展或在總體上加以改造的其他文本之間的關系”。

　　[摘要]人物詩詞、名家詠史、作者代擬是《三國志演義》詩詞韻語的三大來源。前二者主要以直接引用的方式進入小說，由于本身具有完全的獨立性，進入小說之后更通過在兩種不同文本之間構筑跨文本聯(lián)系，豐富著小說的內涵意蘊。作者代擬詩詞雖在外部指涉性上略遜于前二者，卻能在小說內部建立起情節(jié)的參照互文。如果說人物詩作、名家詠史與小說的互文關聯(lián)更符合西方互文理論的所指，那么通過代擬詩詞所建構的情節(jié)互文則與我國本土固有的互文修辭更為一致。

　　[關鍵詞]論文發(fā)表,《三國志演義》,“毛本”,詩詞,互文性

　　概念自1960年代被提出后，迅速得到羅蘭・巴特、熱奈特等人的認同和發(fā)展，并逐漸形成當代最具影響力的批評理論之一。與結構主義封閉文本的認識不同，互文性理論強調文本意義的生成方式在于與其他文本發(fā)生某種特殊關聯(lián)(如引用、模仿、戲擬等)，索萊爾斯即稱 “任何文本都是對其他文本的重讀、更新、濃縮、移位和深化”。因此，互文性批評的具體步驟就是通過發(fā)現和建構文本間的多重聯(lián)系展開對作品的多重闡釋，這無疑為文本意義的開放性提供了理論和方法支持。小說作為相對晚出的文學體裁，其形成必然受到其他文體的浸潤和影響。巴赫金認為“從原則上說，任何體裁都包容在這類小說結構里”，就是針對小說文體的兼容性而言。也正是這種兼容性，為小說的互文解讀提供了顯而易見的線索和證據。具體到我國古代白話小說，世代累積的成書方式，“文備眾體”的審美要求，“有所本”的傳統(tǒng)意識等，都為小說文本提供了廣闊的意義參照背景，成為我們進行小說互文研究的基本前提。

　　韻散結合為古代通俗小說獨特的敘事話語模式，詩詞韻語的大量嵌入既是民間說唱技藝在小說文體形成過程中留下的深刻印跡，亦是我國古代詩歌藝術向小說浸潤滲透的結果，同時也是小說文體包容性的突出表現。以《三國志演義》為代表的講史小說中詩詞韻語的出現頻率極高，除故事人物偶以吟詩作賦表達情感之外，歷代詠史佳作的不斷介入也極大增加了作品的詩詞含量。這些詩詞多為文學史上的名篇佳作，本身已承載相當豐富的歷史文化內涵，進入小說文本之中，它們與故事敘述形成一種相互參照、互為指涉的特殊關系，并一起構成讀者的小說解讀背景。除此之外，為迎合韻散結合的敘述習慣，小說作者還在敘述中不時穿插帶有總結、預敘性質的詩詞，這些穿插詩詞往往選擇具有呼應性質的情節(jié)進行描述，使小說在客觀上形成一種內部的情節(jié)互文，加強了作品結構的有機性。通俗小說中詩同韻語所承擔的敘事功能，學界論述已多，而對詩詞韻語與故事敘述之間的互文關系，學界則少為關注，選擇詩詞韻語在小說文本意義生成中的互文建構功能切入《三國志演義》研究，既有加強互文性理論在古代小說研究中的運用之意，亦是進一步推進《三國志演義》研究深度的嘗試之舉。而以毛宗崗評點本作為具體考察之對象，實因毛氏父子在小說詩詞問題上致力尤多之故。毛宗崗曾專門針對小說中的詩詞韻語發(fā)表議論：“敘事之中夾帶詩詞，本是文章極妙處，而俗本每至‘后人有詩嘆曰’，便處處是周靜軒先生，而其詩詞又甚俚鄙可笑，今此篇悉取唐宋名人作以實之，與俗本大不相同。”可見毛氏父子對小說詩歌要求甚嚴(嘉靖本341首，李卓吾評本411首，毛本206首)，但又不是一味刪削，今存詩作中也有為毛氏父子所加者(共計37首)，說明毛氏以提高小說藝術表現力為選擇、擬詩之原則，甚有見解，于本文所論亦頗有參考價值，故以此本為具體之考察對象。

　　一、人物詩作的再次解讀：原始內涵的延伸或背離

　　人物賦詩是古典小說中常常出現的場景。古人尊詩，我國自春秋以來就有“賦詩言志”的傳統(tǒng)，詩歌幾乎成為國人一種特殊的交流方式。這種文化背景影響到小說創(chuàng)作，通過詩作來表現人物特征成為常見的小說技巧。比如在崇尚“詩才”的唐人傳奇中，人物詩作的好壞就直接影響到人物形象與作品整體意境，成為衡量作品優(yōu)劣的重要因素，李劍國先生曾說：“我們不能想象，如果《柳氏傳》缺了那兩首意象生動的‘章臺柳’贈答詩，如果《異夢錄》缺了古裝美人那首充滿迷惘之思的《春陽曲》，我們品味到的美感要打多少折扣。”可見詩歌在小說審美情韻的營造中所起到的正面作用。《三國志演義》與一般的虛構之作不同，很多歷史人物(如曹操父子等)本身就在文學史上占一席之地，其詩作更為一時名篇，小說作者大可不必費心為人物擬作代言，他所要考慮的只是如何讓人物的傳世佳作以合適時機展現在小說故事之中。如此一來，客觀上就形成了某些名作的本事演繹，文學史上的名詩佳篇與小說故事之間經過作者妙筆建立起特殊關聯(lián)，不僅使詩作的創(chuàng)作背景和過程得以補充，從而加強讀者對詩作的理解，同時小說故事也因這些名作的引入更顯真實和蘊藉。不過，經由小說故事的演繹，呈現在讀者面前的詩作就可能面臨兩種不同的解讀結果：一是原作審美內涵得到進一步豐富和延伸;一是某種程度的背離。

　　前者以七十九回《七步詩》為例。子建七步成詩在文學史上早成佳話，小說特意將此情景重現，不僅要著意表現曹植的詩才敏捷，更欲藉此揭露曹丕不顧兄弟之情的兇狠殘忍。七步詩本事見于劉義慶《世說新語》“文學篇”，小說記載與之基本一致，但敘述更為詳盡：曹丕因猜忌曹植，在華歆提議之下欲以試才為由將其除之后快，詩作之寓意雖令曹丕“潸然淚下”，但并不能因此改變詩人的悲慘命運，他仍無辜被貶為安鄉(xiāng)侯。這首見證帝王之家親情淡漠的詩歌被置于小說所展現的紛擾亂世之中，為其原始內涵獲得了更多佐證與參照：袁譚、袁尚的兄弟相爭，劉琦、劉琮的手足相殘，孫亮、孫琳的同宗反目……諸如此類，又何嘗不是同室操戈的另一版本?封建政治家族的倫理悲劇一再上演，暗示了親情危機在“家天下”背景之下的無可避免，溫文爾雅的賦詩行為背后，暗藏的卻是刀光劍影的殺機。子建七步成詩事件將兄弟二人矛盾推向激化，小說豐富的背景故事又為詩歌內容提供了全面而深刻的注解。該詩在民間影響甚廣，小說的普及作用當不容忽視。 　　后者則以第四十八回《短歌行》為例。詩歌雖為曹操傳世佳作，但具體創(chuàng)作時間文學史上尚難確定。小說將賦詩行為安排在赤壁大戰(zhàn)前夕，是因為故事人物此刻心態(tài)與詩作內容極其相符，詩作的引入顯得非常自然。關于詩歌的主旨，前人論述較多。清張玉轂謂該詩“嘆流光易逝，欲得賢才以早建王業(yè)之詩。”陳沆《詩比興箋》亦謂“漢高祖《大風歌》思猛士之旨也。”這一主題在小說中也得到強調，“挾天子以令諸侯”的舉措已使曹操在政治上占據優(yōu)勢，官渡之戰(zhàn)的勝利更令其在軍事上積累了實力，此刻的詩人正躊躇滿志期待下一個勝利到來。然而年過半百的老人偶爾回憶往昔，一路走來卻也坎坷無比，如人物自己所說“破黃巾，擒呂布，滅袁術，收袁紹，深入塞北，直抵遼東”，亂世功業(yè)的成就并非容易，而年事漸高，統(tǒng)一大業(yè)尚未完成，如何方能“不負大丈夫之志”呢?“山不厭高，水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效仿“一沐三握發(fā)，一飯三吐哺”的周公，何愁大業(yè)不定?謙卑下士，求賢若渴，雄才大略的領導者應有的氣魄與胸襟在小說與詩作的交相輝映之下展露無余。至此，小說始終沿著詩作的原始內涵進行忠實演繹。然而隨著故事的推進，情況開始出現變化。小說敘述者根據詩作內容演繹出的后續(xù)情節(jié)，就打破了詩作中這種君臣和樂的融洽氣氛，為曹操即將面對的失敗結果埋下伏筆。針對詩中“月明星稀，烏鵲南飛”之句，揚州刺史劉馥提出的“不祥”之論惹得曹操大怒，“手起一槊，刺死劉馥”，本來喜慶熱鬧的宴飲場面被這突如其來的變故破壞殆盡。曹操在此事中表現出的驕矜殘暴與詩作流露的求賢若渴之意甚相悖離。事實上，詩人這種忘乎所以的態(tài)度與其之前錯殺蔡、張二將，誤信黃蓋、闞澤，以及錯納龐統(tǒng)連環(huán)計等判斷失誤一致，成為戰(zhàn)爭失敗的直接原因。從這個角度來看，詩人禮賢下士的承諾就顯得虛偽，自比周公更為自負和狂妄，倒是其反復強調的“憂思”成為日后戰(zhàn)敗的讖語，為讀者所笑。

　　以上所論之人物詩作皆為歷史人物的原作引錄，除此之外，小說中還有一類人物詩作是通過化用或改作而來。如作品三十七回石廣元所唱《隆中歌》就從李白《梁甫吟》(“長嘯梁甫吟，何時見陽春…”)前半部分化用而來。李白欲借姜子牙、酈食其之事寄寓自己的理想抱負，小說作者于此則欲通過石廣元之口襯托孔明才德，是對原詩之意的延伸運用。又四十四回孔明所誦之《銅雀臺賦》亦在曹植《登臺賦》基礎上改作而成。歷史上曹植的《登臺賦》作于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據《三國志・曹植傳》載： “時鄴銅雀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為賦。植援筆立成，可觀。太祖甚異之。”曹丕《登臺賦》小序中亦有相關記錄。小說將此借用到赤壁大戰(zhàn)之中，時間上有所提前，在具體內容上，原作有“連二橋于東西兮，若長空之??”之句，毛宗崗謂“此言東西有玉龍、金鳳之兩臺，而接之以橋也。以??比之，即阿房賦所謂‘長橋臥波，未云何龍;復道凌空，不霽何虹’者也，孔明乃將‘橋’字改作‘喬’字，將‘西’字改作‘南’字，將‘連’字改作‘攬’字，而下旬則全改之，遂輕輕劃在二喬身上去，可為善改文章矣。”(P347)這種改動無疑也構成了對原作內涵的某種背離。

　　二、詠史詩的介入與歷史文本的多層接受

　　在小說大量的詩詞韻語中，有一類是小說作者(或次要作者)直接引用的前人詠史詩作。詠史詩“謂覽史書，詠其行事得失，或自寄情”者(唐呂向語)，我國自古為重史之國，讀史詠史幾乎是古代文人的必修功課，歷代名家均有大量詠史詩作存世。歷史演義題材特殊，小說所述情景多與正史相合，歷代詠史詩作很自然被小說作者(或次要作者)在創(chuàng)作中加以聯(lián)想和吸收，而敘述中適當引入名家詩作不僅可提高小說的文化品位，為讀者理解文本提供豐富的背景參照，亦為詩作本身提供了延伸解讀的機會。

　　詠史詩在小說敘述中承擔豐富的指涉功能，與歷史內容被多層接受有密切關系。德里達認為：“本文沒有確定性”，“(本文的)一切都始于再生產”。其實是針對解讀活動對文本意義的重構而言。里法泰爾更認為互文“首先是一種閱讀效果”，“讀者對作品的延續(xù)構成了互文性的一個重要的層面”，可見其對讀者接受環(huán)節(jié)的重視。詠史詩進入小說，為歷史文本提供了多層解讀的平臺，而每一次解讀必定以前一層級的解讀作為背景參照(這幾個層次依次為：詩人對歷史的解讀，小說通過詩歌對歷史的解讀，小說讀者通過小說、詩歌對歷史的解讀)，如此就形成了一個信息量逐層遞加的文本解讀模式。詠史詩為詩人讀史有所感觸而作，表現詩人對歷史人物的評價和對歷史事件的看法，是歷史內容被接受的第一層級。唐杜牧《赤壁》詩云：“折戟沉沙鐵未銷，自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詩歌作為詠史名篇而膾炙人口，主要是因為詩人對歷史結果進行了大膽的逆向思考。東風成就了赤壁之火，戰(zhàn)爭成就了周瑜，喧囂的故事背后隱藏的也許僅僅是歷史的一次偶然，英雄美女、硝煙戰(zhàn)火，俯仰之間皆為陳跡，個體生命不過是宇宙間的匆匆過客，又何必執(zhí)著于一時的得失成敗?也許是結合了自身懷才不遇的特殊遭遇，詩人為我們帶來了看待歷史的全新視角。在詩人通過詩歌完成對歷史的第一層級解讀之后，文學的接受活動并未停止，《三國志演義》在第四十八回敘述赤壁戰(zhàn)事時就將該詩直接引入，通過詩歌，小說作者完成了對歷史內容的第二層級接受：首先，小說故事與詩歌吟詠內容具有明顯的契合點，曹操對戰(zhàn)爭的自信，誓得二喬的言論，恰與杜牧“銅雀春深鎖二喬”的假設相符，小說對此情景的選擇與強調庶幾正受詩歌之啟發(fā)。其次，詩歌所表現出的豁達、淡定的歷史觀也得到小說認同。“尊劉抑曹”雖為小說基本立場，但作者此處并未因一場戰(zhàn)爭對雙方做出簡單評價，作者對歷史的必然與偶然保持了相當客觀的態(tài)度，庶幾也是詩作思想的某種延伸。第三級接受由小說讀者完成。詩人對歷史興衰的感悟、小說對故事情節(jié)的演繹，都成為讀者理解文本的綜合參考因素。戰(zhàn)爭的兩種可能結果在詩、文配合下同時進入讀者視野，使作品呈現某種潛在的對話性。對小說作者而言，插入詩詞的行為不過是“以詩證史”，增加作品的真實性，而在讀者看來，小說亦未嘗不是在串講詩意，“以史注詩，相互發(fā)明”。“東風”、“二喬”的聯(lián)想究竟是觸于正史還是流傳中的三國故事，實難分辨，小說因為詩詞的意蘊而更富內涵，而融入小說的詩詞因有詳盡的敘述注解也更易接受，兩種不同表達方式在此互為參照、互相影響。小說一百二十回引劉禹錫《西塞山懷古》也獲得了同樣的藝術效果。劉禹錫詠史多超越一朝一代的興亡感慨，對亙古如斯的歷史規(guī)律進行思索與感悟，使得詩作比一般詠史更富哲思。《西塞山懷古》被置于三家歸晉的結尾之處，為小說帶來了穿越古今的歷史空幻感，尤其是與小說開頭所引楊慎的詠史詞交相呼應，更富哲思。 　　從毛宗崗父子對《三國志演義》詩詞的整體處理情況來看，評點者對名家詠史甚為推崇，嘉靖本中頻頻出現的胡曾詩多被刪除，代之以杜甫、白居易、元稹、劉禹錫等名家之作，可見評點者對引入詩詞要求的提高。其中，引杜甫詠史五首分別出現在八十四回、八十五回、一百零四、一百零五回，三首(八十五、一百零四、一百零五回第二首)為嘉靖本所無。詠史詩發(fā)展至唐，創(chuàng)作進入繁榮期，思想內容和藝術手法都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歷史記憶在這一時期也呈現新的接受特點。三國題材(尤其是劉備、諸葛等人物)一直是唐代詠史的熱門，然而隨著由盛而衰的時代變遷，詠史題旨亦不斷發(fā)生變化，如初盛唐詠三國史多旨在“緬懷古賢先哲，仰慕圣君名相的激情中，抒發(fā)創(chuàng)作個體遠大的志向抱負和渴望建功立業(yè)的淑世情懷”，而在晚唐詠史中，“君臣遇合的魚水之情和經天緯地的雄才大略則有所弱化”，代之以“反復詠嘆其回天乏術的痛苦和無奈”。事實上，從杜甫的詩作中我們已足可體會這種接受心態(tài)的過渡。杜甫的詠史之作對諸葛亮情有獨鐘，以毛本所引五首杜詩為例，其中四首皆以武侯為吟詠對象，僅一首以詠昭烈為主。詩作雖時時不忘推舉武侯“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的曠世功業(yè)，但又總不離“遺恨” (《八陣圖》“遺恨失吞吳”)、“辜負”(《詠懷古跡》其五“空余門下三千客，辜負胸中百萬兵”)等感傷無奈之語。結合子美身世，一生坎坷成就了他沉郁頓挫的詩風，他尤喜選取命運不濟、不遇明君的歷史人物(如宋玉、昭君等)，以表達漂泊無定、不為世用的悲哀之情。諸葛亮雖有“三顧頻煩天下計”、“君臣已與時際會”的理想境遇令詩人向往艷羨，但終留未競之事業(yè)遺憾千古。“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杜甫的悲慨為武侯臨終遺憾作出了最適當寫照。歷史的選擇不以個體主觀意志為轉移，在這一點上詩人的遭遇與武侯并無本質區(qū)別。唐肅宗乾元三年(公元760年)，詩人初至成都便迫不及待瞻仰武侯祠，并寫下這首著名的《蜀相》，當是封建知識分子古今同氣的表現。這首詩在小說一百零五回敘后主為諸葛立祠時引入，于小說而言，選擇杜甫的詩作也就等于接受了詩人作為歷史闡釋者的立場和情感。“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已凝結成千百年來封建知識分子的理想人格，這是唐代詩人選擇孑L明的根本原因，亦是小說作者選擇杜詩的原因。而另一方面，小說的悲劇意蘊也為杜詩的引入提供了客觀依據。對小說讀者而言，詩作的介入強化了小說的情感內蘊，而小說的描摹也為詩歌作出了詳盡而深刻的注解。

　　三、“仿詠史"論贊詩與小說內部的情節(jié)互文

　　雖然《三國志演義》引入的大量名人詠史之作為小說文本增添了審美意蘊，但若與敘述者穿插其中“仿詠史”論贊詩相比，數量則顯得有限。所謂“仿詠史詩”是指針對小說中的人物事件進行“隱括本傳”、“多攄胸臆”的詩作，因其以小說所述而非嚴格意義上的正史記載為吟詠之對象，故與正統(tǒng)詠史略有區(qū)別。這類詩作是小說作者(或評改者)為配合小說審美效果而擬作，雖不像詠史詩能在文學與歷史、小說與詩歌之間建立跨文本聯(lián)系的橋梁，卻往往能在小說內部建構起前后情節(jié)之間的互文(這種結構特色更接近于古代漢語中“參互成文，合而見義”的互文修辭，強調的是文本內部的結構對應，與西方互文理論關注文本之間的關聯(lián)各有側重)，使讀者感到前后呼應、相互參照的結構效果。西方互文理論將互文性限定在文本之間，認為每一個文本都是對先前文本的回應，而文本之內何嘗不也存在這種內容的前后關聯(lián)?毛宗崗尤其重視這種詩歌帶來的情節(jié)互文之意，他通過改作、擬作來強調這種特殊的審美趣味。

　　(一)回述參照

　　由于要對人物事件進行評價，此類詩作常用隱括之法將人物經歷進行簡要回述，使之與當前事件形成勾連參照，使讀者在線性閱讀的瞬間獲得更加全面和立體的信息。以第四十回為例，該回詳述孔融因反對曹操伐劉而為操所殺，贊詩先對人物生前所為進行剪輯概括：“孔融居北海，豪氣貫長虹。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P315)頷聯(lián)所述為孔融在北海行事，小說第十一回孔融出場時作者曾敘其“極好賓客，常曰：‘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之愿也。’”(P75)詩作對此進行了有意再現，旨在強化人物豪爽大氣的性格特征。毛宗崗在評點中意識到此，特夾批“此系融幼時語，應第十一回中”。建安文人崇尚個性，倜儻瀟灑令人稱羨，但生于亂世命運多舛，慷慨真誠如孔融者亦慘遭不幸，詩作將孔融真誠待友事與遭小人進讒取禍的結局對舉，表現命運無常的同時也揭露了社會的黑暗。此詩毛宗崗在評點過程中對頸、尾兩聯(lián)進行了改動，但保留了前兩聯(lián)原貌，說明他對這種人物歷時境遇的參照比較持肯定態(tài)度。此外還有五十七回嘆周瑜詩：“赤壁遺雄烈，青年有后聲。弦歌知雅意，杯酒謝良朋。曾謁三千斛，常驅十萬兵。巴丘終命處，憑吊欲傷情。”(P446)此詩亦為毛宗崗在嘉靖本、李卓吾評本基礎上改作而來，原詩首頷兩聯(lián)為“赤壁遺蹤跡，青春有政聲。胸謀如管仲，風味似陳平。”頷聯(lián)所改恰表明毛宗崗欲通過詩歌加強小說情節(jié)前后聯(lián)系的意圖。“弦歌知雅意，杯酒謝良朋”是映照四十五回群英會事，當日周瑜曾對蔣干自詡“雖不及師曠之聰，聞弦歌而知雅意”，頸聯(lián)則回顧周瑜與魯肅的友誼，小說二十九回周瑜向孫權力薦魯肅，文中曾有補敘交代：“瑜為居巢長之時，將數百人過臨淮，因乏糧，聞魯肅家有兩困米，各三千斛，因往求助。肅即指一困相贈，其慷慨如此。”(P229)詩中所述正是指此。通過詩歌的簡要回顧，人物往事與此刻發(fā)生一切便在瞬間勾連起來，構成小說內部的情節(jié)互文，前后參照為讀者理解人物提供了更為全面的背景。

　　(二)預敘參照

　　詩歌除了通過回顧前事以與此刻之事形成互文之外，還可通過預敘后事來達到相同目的。作品第三十八回，三顧茅廬之后諸葛亮答應出山輔佐劉備，臨行前叮囑家人：“勿得荒蕪田畝。待吾功成之日，即當歸隱。”其后即附詩一首“身未升騰思退步，功成應憶去時言。只因先主丁寧后，星落秋風五丈原。”(P300)將六十多回之后的信息提前透露，就是要提醒讀者將前后內容進行參照解讀。諸葛平生謹慎，深諳進退之道，劉禪暗弱，本不堪輔佐，諸葛明智如此焉能不知?只為不負先主所托，故以知其不可而為之的態(tài)度“鞠躬盡瘁，死而后已”。詩作在此委婉提及最終結局，不僅與諸葛此刻安排后事之舉形成參照，亦傳達了擬詩者惋惜感慨的情緒。第八回針對連環(huán)計插入嘆詩同樣具此效果。貂蟬設計鳳儀亭事件以激化董卓與呂布父子矛盾，作品如此敘道：“后人讀書至此，有詩嘆之日：司徒妙算托紅裙，不用干戈不用兵。三戰(zhàn)虎牢徒費力，凱歌卻奏鳳儀亭。”(P56)點出鳳儀亭在整個連環(huán)計順利展開過程中的關鍵意義，也就等于提前透露了事件的最終結果。另一方面，將鳳儀亭與虎牢關三英戰(zhàn)呂布之事并列對比，也形成了一種頗具意趣的互文參照。呂布驍勇，三英圍攻尚能自保，卻不敵“女將軍”略施小計，詩歌調侃的語氣亦為作品增添了幽默氛圍，誠如毛宗崗所評：“不意《三國志》中有此一段溫柔旖旎文字。”可稱趣論。 　　(三)同類參照

　　除對人物、事件進行線性的歷時參照外，詩作還善于將同類事件并置，形成同類參照。作者的意圖很明顯，即通過對比強化讀者對人物、事件的理解。如小說第一百零九回詩云“當年伏后出宮門，跣足哀號別至尊。司馬今朝依此例，天教還報在兒孫。”(P864)將曹操殺伏后事與司馬師殺張皇后事進行并列參照。此詩為毛宗崗所加，其夾批也一再強調“曹操自比文王，今司馬師自比伊、周，前后一轍”，“令人追念華歆破壁取伏后時”，可見評點者有意將臣子欺君弒后之事羅列并舉，試圖通過世事輪回證明因果不爽的道理。又第六十七回贊孫權坐騎詩：“的盧當日跳檀溪，又見吳侯敗合肥。退后著鞭馳駿騎，逍遙津上玉龍飛。”(P535)的盧當日飛躍檀溪助劉備逃脫蔡瑁追殺，而今孫權兵敗合肥又因寶馬飛躍小師橋而得以保全性命。寶馬護主，兩相輝映。在詩作的提示之下，作品呈現一種對稱的結構美感。一百十回詩作同樣具此特點。小說敘揚州都督毋丘儉與刺史文欽聞司馬師擅權廢立，遂前往討伐。文欽子文鴦年少英勇，“魏將連追四五番，皆被文鴦一人殺退。”小說敘述者在擬詩贊文鴦時以當年趙云長坂坡事做鋪墊，謂“長坂當年獨拒曹，子龍從此顯英豪”(P869)，是將兩個少年英雄并置以作參照，作者雖未對人物事件進行明確表態(tài)，但其褒貶傾向已不言自明。此詩亦為毛氏在嘉靖本、李卓吾評本基礎上改作。頗有意味的是在前兩個本子中，與文鴦進行并列對比的卻是張飛，原詩作“昔日當年喝斷橋，張飛從此顯英豪。”毛氏將張飛改為趙云，顯然認為后者更適宜與文鴦進行同類參照。可見評點者對這種參照的重視和謹慎。

　　四、典故運用與小說語言的指涉性

　　以上所論是三種來源不同的詩詞韻語在小說中所表現出的互文效果，接下來將要涉及的則是這三種韻語都可能使用到的一種創(chuàng)作方法――用典。用典是指“引用古代的歷史故事或古人的言論或俗語、成語等，來印證自己的論點或抒發(fā)自己的思想感情”;“從引用的方式看，用典可分為明引和暗引兩類。指明出處或來源的是明引，沒有指明出處或來源，而把它跟作者自己的文章融為一體的是暗引”。典故的使用在我國古代詩詞中極為常見，江西詩派甚至將用典作為創(chuàng)作必須的方法技巧而加以強調。典故在詩詞中能夠取得特殊的互文效果，是因為其使用可以“在瞬間使所有的歷史記憶即刻復活，從而實現現實與傳統(tǒng)、個人經驗與歷史記憶迅速聯(lián)通。使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對歷史的記憶或碎片進行溫習，從而將新與舊、現實與傳統(tǒng)容為一體”。如果說引用故事人物以及名家詩作是作者通過直接展現的方式在兩種文體之間建立聯(lián)系的話，那么典故的使用則是通過一種相對含蓄的方式引導讀者對歷史文本進行回憶搜索和對比思考。典故的使用提高了詩歌自身的表現力，同時也豐富了小說語言的指涉性，使其在敘述小說故事發(fā)展狀態(tài)的同時又指向其他文本，通過尋找特殊契機在小說與背景文本之間建立起跨文本的互文聯(lián)系。

　　試舉一例。小說第八回貂蟬出場，有詞贊曰：“原是昭陽宮里人，驚鴻宛轉掌中身，只疑飛過洞庭春，按徹《梁州》蓮步穩(wěn)，好花風裊一枝新，畫堂香暖不勝春。”(P56)詞作非常自然地運用了“昭陽宮”、“驚鴻”舞、“梁州”曲、“步生蓮華”等典故，極大豐富了詞作與小說的信息含量。昭陽宮本漢成帝為趙飛燕所建，飛燕為后，昭陽宮即為后宮正宮，此處借昭陽宮事暗示貂蟬美貌不在飛燕之下。驚鴻宛轉特寫貂蟬舞姿，“驚鴻”一詞源出曹植《洛神賦》，狀洛神體態(tài)輕盈之貌，“翩若驚鴻，婉若游龍”，身姿曼妙若疾飛之大雁。傳說唐玄宗寵妃江采蘋擅作“驚鴻舞”，冠絕一時，后梅妃死于安史之亂，驚鴻舞遂為絕響。貂蟬亦擅歌舞，輕盈窈窕之態(tài)當與梅妃同類，梅妃為楊貴妃所妒，終不能與玄宗共度余生，貂蟬雖受盡恩寵，亦只能作為政治斗爭的犧牲品。佳人薄命，貂蟬與梅妃并無區(qū)別，聯(lián)想至此，讀者很難不為人物命運擔憂。詞中“蓮步”亦用南齊東昏侯蕭寶卷事，史載蕭寶卷曾鑿金蓮鋪地以供寵妃潘氏行走，并謂之“步步生蓮華”，以示恩寵之盛。詞作借此一是贊嘆貂蟬的美貌與舞姿，同時也是暗示董卓、呂布對其的恩寵。緊隨此詞之后，小說中又插入七律一首，尾聯(lián)謂“舞罷高簾偷目送，不知誰是楚襄王”，將楚王與巫山女神夢中相會的故事自然引入。自宋玉作《高唐賦》之后，巫山神女成為古典文學中極富浪漫色彩的唯美意象，該處提及此事暗喻董卓與貂蟬之間亦是“襄王有心，神女無意”的關系。艾略特認為“任何優(yōu)秀的文學作品必定是古今并存的”，典故即為文學作品的古今并存提供了最直接方法。典故的運用在小說人物與其他歷史、文學人物之間建構起穿越時空的奇特關聯(lián)，一方面能激活讀者曾經的閱讀記憶，并以此為參照對小說故事的情勢發(fā)展做出準確判斷;另一方面豐富了作品的信息含量，使得閱讀活動更富趣味性。

　　又小說五十六回敘曹操大宴銅雀臺，曹操借機對眾臣真情告白，此告白實根據歷史上曹操的《讓縣自明本志令》而來，作者在文章中自述生平、剖明心跡，表達了忠于漢室之意。但由于小說對曹操形象的表現側重點有所不同，敘述者在借鑒此篇令文時就有意將本意弱化，而代之以曹操的篡位野心。此段表述之后，小說敘述者又引白居易詠史一首：“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假使當年身便死，一生真?zhèn)斡姓l知!”按白居易創(chuàng)作此詩本與曹操無涉，唐憲宗元和十年(815)，詩人因上疏急請追捕刺殺宰相武元衡的殺手而遭朝中不同勢力指責，終至被貶，詩人念及自身遭遇，有感而發(fā)寫下一組政治抒情詩，以通俗的比喻講述深刻道理――獲取正確的認識必須經過時間的考驗。時問證明了周公的忠心，也揭穿了王莽的偽裝。曹操今日的此番言論究竟是出于真心還是假意，也要交給時間來判斷。小說敘述者引入此詩的目的顯然是要以周公和王莽的故事為參照，從正反兩方面對曹操“名為漢臣，實為漢賊”的虛偽進行揭露。通過引入歷史人物對小說人物進行品評、定位的詩作在作品中還有很多：三十三回贊郭嘉詩：“運謀如范蠡，決策似陳平”，又六十一回嘆荀或詩云：“后人漫把留侯比，臨歿無顏見漢君”等皆為此類。

　　評點者在細讀小說過程中也發(fā)現了詩詞典故對小說產生的跨文本參照作用。如針對小說二十九回的仿詠史詩，毛宗崗就有明確點評。該回敘許貢門客為家主復仇而刺殺孫策事，敘述者插入詩作云：“許客三人能死義，殺身豫讓未為奇。”引入豫讓為報智伯知遇之恩刺殺趙襄子未果自殺之事，是以歷史上舍身護主的家臣事跡進行參照對比，頌揚其知恩圖報的忠義之舉。對于這一旨趣，毛氏有充分認識：“豫讓伏橋入廁，吞炭漆身，未嘗損趙襄子分毫，但能斬其衣袍而已。若三人之箭能射槍搠，孫策蓋以身親受之，其事比豫讓為尤快，其人亦比豫讓為更烈。” (P222)如果說詩歌還只是以客觀展現的方式將同類參照背景一一列出，那么評點者的分析則對小說與典故之間的內在關聯(lián)進行了詳細注解。小說、詩詞、典故、評點，多項因素相互作用，共同為讀者提供一個網絡解讀的審美對象。在歷史人物、歷史故事的參照之下，小說故事的敘述會顯得更富韻味，歷史故事的重復上演，人物遭遇的驚人相似，也帶給讀者一種深刻的哲理反思。

　　小結

　　人物詩詞、名家詠史、作者代擬(或改作)是《三國志演義》詩詞韻語的三大來源。前兩者主要以直接引用的方式進入小說，由于本身具有完全的獨立性，進入小說之后更通過在兩種不同文本之間構筑跨文本聯(lián)系豐富著小說的內涵意蘊。而作者代擬詩詞雖在外部指涉性上略遜于前二者，卻能在小說內部建立起情節(jié)的參照互文。如果說人物詩作、名家詠史與小說的互文關聯(lián)更符合西方互文理論的所指，那么通過代擬(或改作)詩詞所建構的情節(jié)互文則與我國本土固有的互文修辭更為一致。“互文性”概念雖為西方學者提出，但譯者能在古代漢語中找到一個現成的修辭概念與之對應，說明中、西文藝批評思想存在客觀的相通之處。事實上不獨這種“參互成文，合而見義”的微觀修辭與互文性理論有暗合之處，傳統(tǒng)創(chuàng)作論、闡釋學中的“交相引發(fā)”、“秘響旁通”也與之神似。詩詞韻語擅長使用的典故之法，即通過與歷史文本建立特殊關聯(lián)為讀者提供廣闊的意義參照空間，無疑為中、西互文思想的溝通提供了有力線索。一旦這些頻繁使用典故的詩詞韻語大量進入小說，其豐富的外部指涉性必然對小說文本意義的生成方式產生影響。如此，則韻散結合并不只是一種簡單的敘述習慣，它更是我國古代小說所選擇的一種獨特的審美呈現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