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導讀：要求醫者以慈悲為懷，“篤志于仁，業精心誠”，盡心盡力地救治病人，受儒家倫理學影響，中醫針灸視“仁心”、“仁人”、“仁術”為行醫的三大要素，認為只有“心存仁義之心”的“仁愛之人”，才能將醫學真正變成濟世活人的“仁術”，才能真正達到“上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貧賤之厄，中以保身長全”的目的，才能盡到醫者“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無病，上下和親，德澤下流，子孫無憂”的職責。時至今日，“仁”的傳承和發揚，對緩解當今醫患關系的冷漠、緊張的現狀，重新構筑良好和諧的醫患關系有極為重要的現實意義。

　　關鍵詞：活,順,和

　　活

　　有了辨證論治，中醫針灸診病就突出了一個“活”字。“同病異治，異病同治”就是其臨證靈活性的最好詮釋。臨床上任何一種疾病，在其整個病程中都是變化多端的，每個階段都有其當時的病機特點。因此，中醫針灸以整體觀念為指導思想，在治療上曲應其變，既不是固執成方，也不是以一方貫穿疾病的始終，而是隨著疾病的動態變化，方隨證變，進行靈活的個體化治療。在各種書刊所載的中醫針灸處方，或用穴例舉，僅是辨證論治的提示和參考，并非必須遵循的機械規定。同樣，也正是因為中醫針灸診病的靈活性和創造性，許多已知或未知的疾病，只要有癥狀，醫者均可制訂出診療方案，為及時挽救患者贏得時間，這正是中醫針灸最大的特色之一。同時，中醫針灸診病又有一定規律性，診病之靈活性并不意味著隨意性和不可預料性。之所以《靈樞?刺節真邪篇》說“用針者，必先察其經絡之實虛”，是因為人體疾病萬變不離其宗，都由經絡傳變，“知十二經脈之道，則陰陽明，表里悉，氣血分，虛實見，天道之逆從可察，邪正之安危可辨”(《類經》)。所以，對辨證論治而言，經絡具有提綱挈領的意義，抓住了經絡即抓住了疾病之綱。“活”是靈魂，體現了中醫針灸對整體的把握與對個體的尊重統一。

　　順

　　與自然界一樣，人體的生息出入均有一定的節律(如心跳、腸鳴、胃蠕動、月經來潮等)，順之則人和，逆之則人病。同時，中醫針灸認為人是一個具有“自和”、“自制”調控機制的有機體。因此，中醫針灸以“順”為手段，其辨證施治乃至具體的操作，都含有“順勢”的內在特性。臨證治療時，一方面針對病因及病之所在進行攻逐克伐;另一方面立足于人固有的自愈能力，注重通過經絡來激發和調動人體自身的生生之氣，以推動機體趨向于整體協調。同時，更強調順勢而治，，盡可能選擇與患者陰陽氣血活動特性相順應的針刺手法，來調動機體本身的調節能力，以“調”求“和”，而達到整體“陰平陽秘”，實現祛病健身的目的。正如張介賓指出的“為治之道順而已”，也只有順應機體的病情變化進行相應的調節，才不至犯虛虛實實之戒。中醫針灸“順勢而治”的特性凸現了針灸“治未病”的特點和潛力，如明代高武在《針灸聚英》中提出“逆針灸”的概念，其中“無病而先針灸曰逆。逆，未至而迎之也”，主張在機體無病或疾病發生之前，預先應用針灸方法，激發經絡之氣，以增強機體的抗病與應變能力，從而防止疾病的發生，減輕疾病的損害程度。竇材在《扁鵲心書》也提出:“人無病時，常灸關元、氣海、命門、中脘，雖未得長生，亦可保百年壽矣。”在壓力倍增的當下，以亞健康人群為切入點，能更好地發揮中醫針灸“治未病”的優勢。

　　和

　　故“以和為貴”是中醫針灸的思想模式，認為疾病的發生從根本上講是因為人體機能的紊亂、陰陽的失“和”，即陰陽的相對平衡遭到破壞，出現偏勝或偏衰的結果。正如《靈樞?根結》所言“用針之要，在于知調，調陰與陽”，中醫針灸治病的關鍵在于調節陰陽的偏盛偏衰，通過對機體相應經穴的良性刺激來調動和發揮機體“自和”潛能，使陰陽偏盛偏衰的病理變化重新建立“和諧”均衡的態勢，復歸于平衡協調的正常狀態。中醫針灸認為健康的本質是“和諧”，即天人和、心身和、氣血和。對待疾病講求的是“三分治、七分養”，提倡一定程度地“善待”疾病，就像人類的生存需要和平共處，不需要戰爭一樣。健康需要和諧的體內外環境，而不需要太多的對抗治療，真正戰勝疾病還是要靠人體體內自身的抗病能力。也就是說，中醫針灸的治病特點，不是直接消滅或祛除病菌，而是通過改變機體的微環境，使得致病因子失去生存、繁殖的條件而間接地治療疾病。調和陰陽，和諧天人關系正是中醫針灸預防和解決人體疾病的不二途徑和最終目標。

　　結語

　　如今，中醫針灸所蘊含的認知方式、價值取向、養生理念乃至具體的診療手段被越來越多的人所理解、認同和接受，這有助于從文化層面促進中醫針灸的傳承和發展。其文化精髓“仁、順、活、和”，是中醫針灸賴以生存和延續的土壤，既擔負著復興中國傳統文化的先鋒角色，也擔負著推動中醫藥事業發展的重任，更是醫術創新和發展的源泉和動力。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中醫針灸文化精髓的傳承和發展是一項利在當代、功在千秋的自信自強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