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建議從人民法院民事審判系統剝離出相對獨立的勞動權和相關債權的審判組織，將現今勞動保護行政機構中的有關人員，歸并為司法執行人員。在縣以上地方，根據民工權利保障的規模，組織起新的專業化、有權威的司法裁判和執行組織。需要強調的是，規范性不足的行政權力介入，無益于建立合理、有效、長效民工債權救濟機制，它們在發揮短臨性糾紛清理效用后，不需要制度化承認，否則容易形成社會裁判機制的混亂。

　　自從總理替民工討債以來，政府及有關部門采取了各種措施，幫助民工討要工錢。拖欠民工工資這個延綿十余年的老問題，在“以人為本”的新政模式下，成為各界關注的社會焦點。行政機構采用的新辦法，包括將拖欠民工工資行為與企業經營資格掛鉤、對拖欠行為實施行政處罰等。在發揮這些臨時救濟措施同時，作為法律制度研究專家，筆者認為民工債權救濟，應當在制度學的視野下考察，探索制度化救濟的長效機制。

　　考慮到中國是一個勞動力大國，勞工人口數以億計，同時這些勞動者經濟實力通常處于有待提升的狀態，故建立有效率、費用低廉的勞動債權救濟制度，是中國社會的長期需求。研究和建立民(勞)工債權救濟制度，整合原有制度性資源，是國家權力回應社會管理和服務需求的重要事項。根據亨廷頓關于變革型社會研究，解決現代化過程中的農村問題，是一國現代化過程中維系社會穩定的大事。民工問題是農業社會現代化產生的問題，在中國這一問題所涉群體規模十分巨大，建立制度化救濟的必要性是充分的。

　　現有的民工勞動權和債權的救濟正式制度，一是行政救濟制度，主要是勞動行政部門實施的勞動監察、仲裁制度;二是司法救濟，即人民法院實施的對民工民事權利案件審理制度。從制度設計的形態來講，行政保護和司法保護制度之間，職能略有重疊，即行政性的勞動監察、仲裁，可以調處民事債權這種民事權利事務。兩種正式制度，在縣以上地方都具有操作實施的組織機構。但是，為何長期以來，民工債權危機越陷越深，拖欠規模越來越大，現行救濟制度失靈?

　　除去大量的政治和道德原因不議，筆者認為現行制度失靈，即救濟制度有效性喪失，主要問題是支配制度運行的代價機制出了問題。制度失靈，總是代價不靈的結果。即缺乏合理的經濟機制，保障上述正式制度充分運轉。

　　一方面，在司法救濟制度中，法院的案件受理收費制度，導致民工債權糾紛處理案件，在法院形成案件收費落差，對相關法庭和司法人員而言，民工債權案件處理的激勵頹弱;在另一方面，勞動行政執法和許多行政執法一樣，通常處于行政執法經費保障不力的局面，即財政的投入不能滿足行政性干預的需要。兩種正式制度，在經濟機制支配下，實際處于半開工或怠工狀態。做得多，意味著制度操作人、參與人虧得多。

　　建立民工權利保障制度，對于減少社會糾紛、沖突，實現平穩現代化有重要的制度調節功能，重新整合安排救濟制度，是社會和政治理性的合理演繹。如何整合制度，建立民工債權保護的救濟制度?

　　1、必須考慮制度建設的成本費用。現存救濟制度資源之外，另行安排制度性資源，顯然是不經濟的。各地創新的“新舉措”，包括設立新的行政部門、大規模介入民工債權救濟，同樣要花費費用。舍棄原有的制度性資源，包括組織化的機構與人力，是不劃算的。

　　2、必須提高救濟制度的有效性。不當的代價機制，使制度失靈。激活制度，必須理順“價格”，增加對民工債權保護事務的財政性投入，降低民工尋求救濟的費用支付額度。在制度有效性整合的初期，投入費用增加是不可避免的。

　　3、必須維護制度權威和分工合理性。即盡可能實現救濟的專業性分工組織，保障司法救濟優先的策略順利實施。司法救濟，組織化程度高，程序規范，作業標準法定，因此須維護司法救濟機制，避免非專業化、非規范化的行政救濟產生職能推諉等負面影響。

　　根據以上思考，筆者建議在現有的兩種救濟制度中，整理出新的民工(包括其他勞工)勞動權和債權救濟制度，即由專業的勞動法院(庭)，處理我國現代化過程中事關社會繁榮、穩定的勞動權利保護事務。具體而言，建議從人民法院民事審判系統剝離出相對獨立的勞動權和相關債權的審判組織，將現今勞動保護行政機構中的有關人員，歸并為司法執行人員。在縣以上地方，根據民工權利保障的規模，組織起新的專業化、有權威的司法裁判和執行組織。

　　需要強調的是，規范性不足的行政權力介入，無益于建立合理、有效、長效民工債權救濟機制，它們在發揮短臨性糾紛清理效用后，不需要制度化承認，否則容易形成社會裁判機制的混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