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導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要求馬列主義政治經濟學具備分析經濟運行趨勢、揭示社會經濟活動的內在規律及其有效調節和配置社會資源等功能。為此，應當增設相關的研究項目，增加“馬克思主義理論工程”的研究內容和研究課題，提高我國馬列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研究的針對性和有效性，使我國的相關研究迅速跟上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步伐。

　　關鍵詞：馬列主義經濟學主體地位位,馬列主義經濟學態度

　　一、馬列主義政治經濟學必須對現實的挑戰作出回應

　　對于馬列主義政治經濟學主體地位受到影響問題，一些專家學者特別是如劉國光、張薰華、衛興華、高鴻業、胡代光、程恩富和吳易風等《資本論》研究及馬列主義政治經濟學著名專家學者大聲疾呼。為此，決策層適時推出了“馬克思主義建設工程”，組織編輯出版了《馬克思恩格斯文集》、《列寧專題文集》和系列“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重點教材”等。然而，從目前效果來看，問題尚未得到有效解決。在加強馬列主義政治經濟學主體地位的工作中，必須回應的是現實對理論提出的挑戰。然而，從現在的馬列主義政治經濟學著作和教材出發，卻會遭遇“理論脫離實際”的尷尬問題。按照當前高校傳授的馬列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特別是按照其中的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理論，資本主義的重要特征就是雇傭勞動制度和生產資料私有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就是通過資本家對勞動力的雇傭，實現生產資料與勞動力的結合。而由傳統范式解讀的勞動價值論必然得出的結論，是產業工人階級的勞動創造了新價值，特別是剩余勞動創造了剩余價值，而資本家剝削了廣大雇傭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論的這種緊密的內在邏輯關系，恰恰是長期以來馬列主義政治經濟學教學和研究中被模式化的“基本原理”，以其分析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現實問題時，必然遭遇理論無法解釋現實的困境，無法實現理論聯系實際。對此，很多學者提出各種解釋，試圖解決這一理論困境。

　　如，有的學者提出，社會主義社會的所有制問題不能光看數量比重，而應當考察公有制成分的地位和作用。有的學者提出，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條件下，勞動力市場化制度不是傳統意義上的雇傭勞動制度，因為勞動者在總體上已經成為社會的主人和生產資料的主人。有的學者論證，在我國資本家已經不是傳統理論體系中的剝削者，而是新時期的企業家，是社會主義的建設者之一。有的學者認為，我國現階段已經不存在剩余價值和剝削問題，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只適用于資本主義社會，而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本家與勞動者是相互雇傭的關系。有的學者主張不應再到馬克思的《資本論》中尋找“原理”，強調不能搞“本本主義”，更不能搞“語錄教條”。有的學者則主張以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成果作為研究重點。然而，諸如此類的種種觀點對于如何看待《資本論》及馬列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在當代的生命力這個基本問題，都不具備足夠的解釋力和分析力，不僅無法有效解釋我國經濟建設中的許多微觀問題，而且無助于分析我國改革開放的一些重要問題。眾所周知，我國傳統政治經濟學理論把馬克思《資本論》的研究對象定義為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認為馬克思撰寫《資本論》的最終目的是揭示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運行規律以及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社會主義必然勝利的歷史規律，甚至把馬克思《資本論》的理論貢獻僅僅框定為剩余價值理論。這類觀點普遍出現在我國的主流教材和書刊上。如，新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的有關“出版說明”中強調，“馬克思在這部著作(指《資本論》———筆者注)中應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和資本主義產生、發展和滅亡的歷史規律;根據對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分析，論證了資本主義被共產主義取代的歷史必然性，為科學社會主義奠定了理論基礎。”［1］然而，我國現階段正致力于社會主義建設，特別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就迫切需要關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文化建設、政治建設以及和諧社會建設等方面的思想理論及其規律機制等作為指導。而框定馬克思《資本論》的研究對象后，不僅導致“理論供求”的嚴重失衡，而且帶來馬列主義政治經濟學“過時論”、“無用論”等言論。因此，要加強馬列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主體地位，必須對現實的挑戰作出回應。

　　二、要強化馬列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主體地位

　　必須準確解讀原著迄今為止，對于國內通行的政治經濟學及其他馬列主義原理的教材，其范式、原理和體系存在一些不合理的共性特征，主要表現在:把馬克思《資本論》的研究對象歸結為僅限于生產關系，即社會生產過程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特別是資本家與雇傭工人這兩大群體之間的利益關系，以及資本家群體內部之間的利益關系;把馬克思勞動價值論中的活勞動因素作為重點范疇，由此突出的主線是活勞動創造新價值，通過區分雇傭工人勞動中的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論證剩余價值的源泉，從而形成“剝削論”的理論邏輯結論;把馬克思《資本論》幾大卷簡單概括為剩余價值源泉論、剩余價值運行論、剩余價值分配論和剩余價值理論史。但實際上，以上內容同馬克思的本意有著不小的差距。馬克思將其代表作《資本論》的研究對象并不僅僅限定為生產關系，而“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以及與此相對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并且明確指明撰寫《資本論》的“最終目的就是要揭示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一方面，馬克思闡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通過技術性、制度性和生產力本身的因素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迅速發展;另一方面，這種生產方式由于其自身的制度性因素，又制約著社會生產力的更大發展。正是通過對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與社會生產關系之間內在矛盾運動的分析，馬克思揭示和剖析了現代社會(當時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運行規律，尤其重要的是揭示了價值規律，這一商品經濟運行的基本規律。勞動價值論是馬克思《資本論》全部理論的立論基礎。然而，少有學者能夠清楚地認識到，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不僅闡明了商品價值的源泉問題，而且同時闡明了社會化經濟活動中價值規律對社會資源優化配置的作用及規律。馬克思深刻揭示出商品價值的源泉來自于勞動，這種勞動既包括雇傭工人活勞動創造的新價值，又包含物化勞動價值的轉移;同時，在社會化經濟活動的條件下，這種活勞動創造的新價值并不是社會直接認可的價值，只是一種可能的價值。因此，“活勞動價值論”是以勞動的特殊性等同于勞動的社會性為前提，它適用于非商品經濟以及簡單商品經濟，而不適用于發達商品經濟。在社會化生產中，特別是在現代商品經濟中，只有完整而有效的社會必要勞動，即符合社會需要比例的勞動量對于其產品量(包括有形產品和無形產品)有機加權平均的社會必要勞動，才能形成真正的價值。一方面，只有符合這種社會必要勞動要求的活勞動才能最終形成新價值;另一方面，也只有符合這種社會必要勞動要求的其他生產要素的物化勞動，才能進入新商品的價值構成之中。正是這種受到社會需要制約的社會必要勞動調節整個社會的經濟活動，包括社會資源的優化配置。因此，不受社會需要約束的實耗勞動的平均并不是社會必要勞動，這種實耗勞動的平均并不能調節社會經濟活動。可以說，價值規律歸根到底就是以反比例形式表現生產力發展變化的規律，而剩余價值以及價值增殖規律則是以提高生產力為手段來達成目的的規律。可見，馬克思闡明的勞動價值論就是社會必要勞動價值論，而這種社會必要勞動價值論適用于所有商品經濟社會。社會必要勞動價值論涵蓋著活勞動價值論的內容———后者只是前者的一個特例，只是由于一些學者假定活勞動等于社會必要勞動，才有了活勞動價值論及其邏輯推論。目前，影響較大的是“新的活勞動創造價值論”。該學術觀點認為，凡是直接為市場交換而生產物質商品和精神商品，以及直接為勞動力商品的生產和再生產服務的勞動，其中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實體的內部管理勞動和科技勞動，都屬于創造價值的勞動或生產勞動。顯然，如果只是活勞動創造價值，只有活勞動調節勞動，那么只能推出“剝削論”的理論邏輯，因為按照活勞動價值論只能推導出新價值的源泉和價值成果分配上的社會群體利益關系問題，不能說明勞動價值論有效調節社會勞動和社會資源優化配置的功能。因此，“新的活勞動創造價值論”既沒有全面闡明活勞動創造新價值的社會充分必要條件，也沒有闡明活勞動創造新價值與社會必要勞動的內在關系，更沒有闡明創造商品價值的勞動是怎樣通過市場經濟內在復雜的社會經濟運行機制的矛盾運動過程，才能迂回曲折地、有折有扣地真正成為商品的價值和新價值。可見，“新的活勞動創造價值論”也沒有解決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及《資本論》在當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生命力問題。應當把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明確概括為社會必要勞動價值論。因為社會必要勞動價值論既可以闡明馬克思勞動價值論中關于活勞動、物化勞動和社會必要勞動的內在關系問題，又可以闡明活勞動、物化勞動如何通過市場經濟內在復雜的社會經濟矛盾運動過程，有機地轉化為社會必要勞動的一分子，從而進一步闡明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及其社會必要勞動機制有效調節社會勞動和社會資源優化配置的重要功能。當然，在社會必要勞動價值論中，也存在活勞動的新價值創造問題以及相應的價值成果分配上社會群體的利益關系問題。因此，在馬克思的《資本論》中，社會勞動及其他資源的配置調節論比社會群體利益關系對立的“剝削論”具有更高和更深層次的內涵與立意，只有如此解讀和把握，才能展示《資本論》應有的強大而又持久的理論生命力。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最大特點即最大的制度性制約因素，就是由資本主導生產要素組合、組織經濟活動，從而由資本主導經濟活動成果的分配，其全部經濟活動都是服從和服務于資本增殖這一基本目的，生產力的發展成為資本獲得掌控的手段，形成了雇傭勞動者群體與資本家群體之間目的和利益上的嚴重分化和對立。這種生產方式和經濟運行方式及其分配方式，一方面大大強化了資本在社會經濟活動中的力量，往往為資本增殖而不遺余力，無視甚至違背社會必要勞動價值亦即價值規律等經濟規律的客觀要求，造成勞動和其他社會資源的巨大浪費;另一方面，又反過來嚴重影響社會需求的相應發展，不斷引發和加劇社會群體的利益矛盾，從根本上阻礙了社會經濟的順利發展。正是從這個意義上，馬克思批判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矛盾，揭示了發展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必然性。當然，為了理論分析的需要和便于思維邏輯及其文字邏輯的抽象與分析的展開，馬克思在一些著作特別是在《資本論》第一卷中，大都暗含著已經存在“活勞動等于社會必要勞動”、“個別勞動等于社會勞動”、“私人勞動等于社會勞動”、“個別企業生產完全符合社會產品需求總量與結構”等一系列社會假設前提。但遺憾的是，恰恰是這些暗含在“假設前提”下馬克思的分析與結論，又往往引發一些學者的誤讀和誤解。因此，要想強化馬列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主體地位，必須改變傳統范式對《資本論》的誤讀和誤解，從準確解讀原著入手，真正激發馬列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生命力。

　　三、以科學的態度重構馬列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

　　(一)需要對馬列主義政治經濟學原理正本清源

　　目前，許多沿襲傳統范式的政治經濟學著作及教材，往往對馬克思《資本論》特別是對于其中的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理論存在誤讀和誤解。馬克思上在《資本論》中揭示和剖析了市場經濟運行過程中的許多重要經濟規律和機制，包括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規律、工資運行和結構變化的規律與機制、產業資本運行的規律與實現機制、利潤率平均化趨勢的規律和機制、社會群體利益的分配規律及其運行機制等。此外，馬列主義經典作家在晚年補充發展的一些理論并沒有出現在政治經濟學著作與教材之中。如，對于社會主義時期的商品經濟(市場經濟)問題，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后來的一些著作中，特別是在論述“過渡階段”時，已經做了一些修正和補充;對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的新生產方式成長問題，馬克思和恩格斯也有明確的正面論述;對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自我變革問題，馬克思和恩格斯更是有很多相關論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關于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和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問題，列寧在晚期經過了短暫而又痛苦的實踐后，有著一系列的重大轉變和重新認識。因此，必須要正本清源，不僅要正確解讀馬列主義政治經濟學經典原著，還要全面研究馬列主義經典作家后來提出的一系列新的理論成果。

　　(二)正確對待當代西方經濟學

　　應當承認，當代西方經濟學剖析與揭示了商品經濟活動和市場經濟運行的許多規律與機制，其中一些確實具有科學性和可操作性，并可為我所用。但從基本的理論體系上說，當代西方經濟學是在“經院”、“書齋”里勾畫出來的，尤其是在理論體系及其理論結論上極力論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市場經濟體制能夠達到資源的最優配置，因此，西方經濟學在本質上是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論證和辯護的。當然，所謂的當代西方經濟學還沒有統一的模式，而是大都“拼裝”占主流地位的當代西方經濟學理論，對于一些非主流的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持批判態度的西方經濟學理論則往往視而不見。因此，對于西方經濟學諸多理論，應當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綜合吸收其科學合理的成分。

　　(三)努力建構馬列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

　　目前，國內外研究馬克思《資本論》及其手稿的各種新熱點和新觀點層出不窮，這給我國馬列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工作者提出了一系列重大而又緊迫的歷史任務:第一，必須進一步全面深入研讀馬列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各種著作、手稿和文獻資料，全面弄懂弄通馬列主義政治經濟學經典著作的原文原義。強化隊伍組織，加大投入，通過專題研修班、高級讀書班、課題組等有效形式，整合專業人才資源，按學科分門別類地研讀馬克思《資本論》及其手稿以及其他政治經濟學著作。第二，客觀地分析和把握馬列主義政治經濟學在當代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面臨的挑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要求馬列主義政治經濟學具備分析經濟運行趨勢、揭示社會經濟活動的內在規律及其有效調節和配置社會資源等功能。為此，應當增設相關的研究項目，增加“馬克思主義理論工程”的研究內容和研究課題，提高我國馬列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研究的針對性和有效性，使我國的相關研究迅速跟上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步伐。第三，深入研究國內外各種論點和主張，仔細辨別其合理成分或科學因素，把握這些“新發現”、“新論點”的目的與實質。既不能一概否定國外學者的觀點，也不能不加分析、不加鑒別地追捧某些學者的主張，而是要充分借鑒和吸收這些研究成果中的合理內核。第四，在研讀馬克思《資本論》及其手稿的基礎上，認真梳理和糾正我國政治經濟學理論界相關成果存在的某些偏差。這些偏差包括過去對馬列主義政治經濟學著作的誤讀誤解，馬列主義政治經濟學著作的翻譯轉譯過程中在語義語境上的偏差甚至謬誤，以及某些非科學因素強加給馬列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謬誤。第五，在重新解讀和完整把握《資本論》理論精髓的基礎上，重新概括、提煉和建構馬列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從重新梳理和整合《資本論》的資源優化配置理論入手，全面梳理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和社會資源優化配置理論兩大理論成果，深刻闡明《資本論》這兩大理論貢獻的內在有機聯系。馬克思的資源優化配置理論是剩余價值理論的理論支撐和根本保障，應努力復原《資本論》理論體系的本來面目，使其能夠用來指導和分析當今時代的市場經濟運行問題。第六，把握馬克思《資本論》及其政治經濟學的理論精髓，大力推進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國化和理論體系全面創新。運用馬列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精髓，特別是其基本立場和基本方法，指導我國新時期的經濟改革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并把我國的豐富實踐和新鮮寶貴的經驗升華為理論，轉化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成果，豐富和發展馬列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寶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