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2014年第35號令頒布了《高等學校學術委員會規程》，其目的是加強學術委員會的建設，保障學術權力在高校的學術事務中有效發揮影響力，完善學校組織的內部治理結構。

　　摘 要：本文從制度分析視角解讀《高等學校學術委員會規程》(以下簡稱《規程》)，對其在學術權力建設方面的作用和問題進行了分析，并進一步對政策落實的制度環境問題作出了探討。

　　關鍵詞：政治思想論文期刊,學術權力,行政權力,制度規則,制度環境

　　學術權力參與學校管理合法權的制度保障

　　克拉克認為：“只要高等教育仍然是正規的組織，它就是控制高深知識和方法的社會機構。”“但學術活動所具有的特征促使學術組織形式與眾不同，并給它們帶來了一些特殊的運行問題和權力問題。”[1]學術權力與行政權力的關系問題就是其特有的問題之一。大學誕生伊始，以大學教師為代表的學術群體的利益訴求，就一直是影響高校運行與發展的重要驅動力之一。學術群體對學校事物影響力的合法性，建立在這樣的邏輯基礎之上，即對高深知識的操作―高深知識的發現、傳播與應用的必要條件，是對相關知識的把握與理解。所以，有學者認為，無論是學院還是大學的“管理不是根據人數或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而是以知識為基礎”。 [2]

　　正如馬克斯・韋伯對社會組織研究所揭示的，社會組織發展程度越高，其科層制度的特征也就越突出，行政權力的控制力量也越強。隨著大學規模的擴大和組織化程度的提高，科層制在高校組織扁平松散的院系關系之上強化著縱向等級層次，強化著行政權力對高校組織運行的管控作用。無論從認識論角度看，還是從政治論視角看，學術權力和行政權力，都是現代高校組織運行和發展不可或缺的控制力量。但學術權力與行政權力在高校中以什么樣的關系狀態生存，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高校所處的社會和歷史條件的制約。在不同的民族文化背景條件下，各個國家高校內部學術權力與行政權力孰輕孰重是有差異的，同一國家不同的歷史時期，高校為滿足不同時期社會需求的變化，也會通過調整內部權力結構來獲得其存在的合法性。

　　新中國建立之后，出于維護新生政權的政治需要，國家對高校管理進行重新規范。1950年，教育部頒布的《高等學校暫行規程》明確規定：“大學及專門學校采取校(院)長負責制”“大學及專門學校在校(院)長領導下設校(院)務委員會”，校(院)長是校務委員會的當然主席。1958年，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頒布的《關于教育工作的指示》，規定了“一切教育機關和學校，應當受黨委的領導”，在“一切高等學校中，應當實行學校黨委領導下校務委員會負責制”，校長的責任是提交決策議題和執行校務委員會的決議。

　　1961年，頒布的《教育部直屬高等學校暫行工作條例(草案)》(簡稱《高教60條》)，將高校內部管理體制確定為“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規定： “高等學校的領導制度，是黨委領導下的以校長為首的校務委員會負責制。高等學校的校長，是國家任命的學校行政負責人，對外代表學校，對內主持校務委員會的日常工作。”為配合高校新的管理體制建設，《高教60條》還規定，高校“必須積極提倡和熱心幫助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同時提出，高校“必須正確執行黨的知識分子政策，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教授、副教授、講師、助教和其他具有專門知識技能的人，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社會主義的高等教育事業服務。”思想改造對象和團結對象的雙重身份，使得學校中以知識為基礎、以教師為主體的學術權力邊緣化了。到“文化大革命”時期，“知識越多越反動”的論斷，成為社會的共識，高校本身難以為繼，學術權力失去了安身之所。

　　改革開放后，高校組織的功能、結構和管理體制等各方面獲得快速發展。在重新確認高等教育在經濟與社會發展中重要性的同時，高等教育學界也在探討高校如何組織與管理才能滿足新社會形式需求的問題。其結論之一就是，缺失學術群體和學術權力參與管理的高校，是不可能很好地應對全球化與國家發展目標與高校生存之間張力的。例如：我國產業結構轉型的困難，就使高校人才培養質量和學術能力受到社會的質疑。信任危機現實的挑戰，學界對學術權力回歸的呼喚，對學術權力作用認知的提升，促使高校越來越重視學術權力的影響力。但依然缺乏制度保障，“由于相關制度建設滯后，我國大學學術權力保障狀況還不盡如人意”。[3]

　　世界高等教育發展的歷史經驗，中國高等教育發展中缺失學術力量所導致問題的教訓，也促使政府反思其在高等教育管理中的定位問題，順應國際趨勢啟動了高等教育管理方式自“國家控制模式”向“國家監督模式”的轉變過程。《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以下簡稱《高教法》)第42條明確規定：“高等學校設立學術委員會，審議學科、專業的設置，教學、科學研究計劃方案，評定教學、科學研究成果等有關學術事項。”這是改革后國家政策文件第一次涉及高校學術權力問題。

　　與現實中管理實踐相對照，《高教法》對學術委員會的規定就顯得很形式化了，似乎該規定并不是《高教法》的重點內容，因其后頒布的關于落實高教法的指導性文件中，根本沒有涉及到學術委員會的建設問題。迄今為止，現實中各高校的學術委員制度自身并不成熟，在高校中并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其管理作用既不明確，程度也有限。著名高等教育研究學者王英杰教授認為：“從制度層面來看，我國大學從來沒有真正建立起學術權力”。[4]《規程》是落實《高教法》對學術委員會規定的操作性文件，其對學術委員會制度的方方面面都作出了非常明確和具體的規定，為規范和完善學術委員會制度提供了必要的政策支持。而完善的學術委員會制度安排，將成為學術權力參與高校管理工作長期穩定的制度保障。

　　規范后的高校學術委員會制度規則及其問題

　　在《規程》出臺之前，各高校基本上都已建立了學術委員會，但其作用主要局限于對教師和學生的學術評價方面，沒有形成完善、系統的相關制度規則，更不是學校治理結構的正式成分。對學術委員會的組織性質，及其在高校管理中的地位、權責和運行機制等重要問題，既沒有基本的共識，也沒有清晰的規章。 　　政策再造后的學術委員會，被明確定義為學術人員的組織。《規程》在學術委員會組成規則中，對委員會人員的身份作出了明確的規定：“學術委員會一般應當由學校不同學科、專業的教授及具有正高級以上專業技術職務的人員組成。”鑒于高校的各級領導也多為專業人員出身并具有正高級專業技術職稱，《規程》還進一步規定了在學術委員會成員中，學校及其職能部門的領導不能超過1/4，不擔任院系學術機構負責人的專任教授，不能少于委員會人數的1/2。

　　《規程》第二條指定，學術委員會為學校最高學術機構，是高校學術管理體系和組織架構的核心力量，統籌行使學術事物的決策、審議、評定和咨詢等職權。這四項職權適用的學術事物被具體化為學科建設、學術評價、學術發展和學風建設，并在《規程》第十五條至第十八條中詳細列出了在上述領域中學術委員會有權咨詢、審議、評定和直接決定的具體事項。同時，學術委員會有權就上述領域和事項設立相關的專門委員會，承擔具體的管理權責。

　　在明確規定了學術委員會具有何種權力、該做什么工作之后，《規程》還對學術委員會如何行使自己權力的程序事項作出了詳細的規范。例如：學術委員會的工作機制為例會制度，2/3以上的委員參會方為有效例會，例會決議產生的方式為少數服從多數，表決方法以無記名投票為主，重大議題經2/3以上委員通過方為有效決議等。

　　相對《高教法》的原則性規定而言，就上述列舉出的各個方面，《規程》所作出的規范都更為明確具體、更具操作性。所以，我們可以樂觀地預期，《規程》的出臺將會推進高校中學術委員會制度的建設工作。與此同時，我們也對《規程》中對學術委員會制度某些關鍵問題的規定或表述感到不解和困惑。

　　一是學術委員會的性質。作為學術權力的執行機構，依據學術傳統其是教師群體的利益代言機構。[5]但《規程》對學術委員會與教師群體的關系沒有明確的說明，雖然其在第七條規定了學術委員會委員的資質，在第八條規定了選舉的程序，即“學術委員的產生，應當經自下而上的民主推薦、公開公正的遴選等方式產生候選人，由民主選舉等程序確定，但對人選的身份是否專屬于學術專業崗位者(包括雙肩挑者)并沒有作出限定。“充分反映基層學術組織和廣大教師的意見”的表述，不是學術委員會機構性質的規范性特征，校務委員會如果愿意的話，也可以做到這一點，問題在于什么因素能保障某個機構會自覺自愿地代表學術專業發展的利益。盡管《規程》對委員會中行政人員的比例作出了限定，支持委員會以學術人員為主。然而，即使學術人員與具有高級職稱的行政人員的數量比占優勢，也并不能必然決定學術委員會就會成為學術利益的守護者。選擇誰和誰來選，即制度主體是誰，可能是更為關鍵性的因素，《規程》對此問題的表述并非是清晰明確的。

　　二是關于學術委員會是否具有獨立性問題。《規程》確定：“以學術委員會作為校內最高學術機構，統籌行使學術事物的決策、審議、評定和咨詢等職權。”其還規定了學術委員會應該制定自己的章程，從這些文字表述來看，學術委員會的獨立性似乎是不言自明的。但同時，我們也發現《規程》中的一些規定和表述，也會對學術委員會的獨立性造成相當程度的困擾。例如：《規程》對學術委員會的規則都作出了詳細的規定，學術委員會自己的章程還有多大空間體現其獨立性呢?不僅如此，《規程》還另外規定，學術委員會也可以沒有自己的章程，而由學校的章程來制定學術委員會的相關制度規則，并且“學術委員會委員由校長聘任”，這些表述又讓我們感覺學術委員會似乎是行政的一環或附屬機構。

　　三是更具有實踐意義的問題，即學術委員會在學校治理結構中的地位問題。《規程》開宗明義在第一條中指出，高校建立學術委員會的宗旨是改善高校治理結構。教育部部長袁貴仁在《規程》即將出臺前的講話也強調了這一宗旨。但在認真研讀了《規程》的政策文本之后，我們還會對學術委員會在高校治理結構中的地位問題產生困惑，困惑的原因來自問題產生的實質性和程序性兩個方面的規定。

　　《規程》對學術委員會在高校治理結構中的權責作了實質性規定：“以學術委員會為學校最高學術機構，是高校學術管理體系和組織架構的核心力量，統籌行使學術事物的決策、審議、評定和咨詢等職權。”但在具體規范學術委員會權責內容及其與學校行政的關系時，《規程》則統統使用了“應當”概念來表達。例如：《規程》第三條的表述是“學校應當充分發揮學術委員會在學科建設、學術評價、學術發展和學風建設等事項上的重要作用……”，在規范學術委員會權責時，指出學校在作出關于某些事務決策前，“應當”提交學術委員會審議，“應當”通報學術委員會并由之提出咨詢意見，學校從事涉及學術評價的某些工作事項時，“應當”由學術委員會進行評價。這些“應當”不禁讓我們形成這樣的疑問，即學術委員會在高校治理過程中這些明確的權責的實現，是學校進行相關學術事務決策時可以選擇的建議性程序，還是必須執行的程序。對這個問題的不同理解，決定了學術委員會在治理結構中的地位，是治理結構的組成部分，還是行政權力決定取舍的第三方咨詢機構。如果是參與方的話，《規程》應明確規范其對誰負責或聯系對象，是校長及其代表的校務委員會，還是高校的黨委等權力運行程序問題。對這些問題，文本中多數地方含糊地以學校代之，勢必造成政策落實的困難。

　　學術委員會制度所需的制度環境

　　解讀政策文本，我們寄希望于《規程》能夠強化學術權力、平衡學術權力與行政權力的關系，重構高校的治理結構。經過30多年的高等教育管理體制改革后，我國的高等教育管理體制依然屬于范富格特定義的 “國家控制模式”，但政府的權力無論多強勢，其對高等教育進行調節的效果，也會受到政策本身與高等教育系統特征適應程度的影響，受到政策執行機構中制度環境的制約。具體到《規程》所要實現的加強學術權力建設和改進學校的治理結構之政策目標，除了進一步完善學術委員會制度的相關規范，使其更好地與高校工作性質保持一致外，我們也應考慮適合學術委員會制度落地與生效的制度環境問題。 　　一是高校中缺乏對學術權力的認可和尊重。例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言，現代大學在我國原本就是舶來品，新中國建立后政權建設的需要，又讓本就薄弱的學術文化傳統和學術權力退出了大學校園。行政權力一統學校的長期歷史，使得強勢的行政權力難以放棄既得的權與利，理性地對待學術文化和學術權力回歸校園問題。王英杰教授的研究，揭示了大學校園中學術文化與行政文化價值對立的原因和矛盾的普遍性。[6]在新管理主義理念之驅動下，校內管理體制改革過程中，行政權力對學術群體施加了更多的管控與限制，致使學術文化價值與行政文化價值沖突的矛盾表面化。在我國有代表性的事件，是2003年某校教師聘任和晉升制度改革過程中學校行政與教師群體的矛盾斗爭。

　　如貫徹《規程》的政策導向，讓學術委員會擁有大學治理結構中的學術領導權，還需要在大學校園中建設和諧的組織文化，彌合學術文化與行政文化的價值對立，給學術文化價值生存與發揮作用的空間，并讓其發展壯大，為學術委員會的學術權力提供合法性支持。因為除了成文的法定制度規則外，任何權力發揮作用的效果還要受到利益相關者們認同的影響，如伯恩鮑姆指出的：“有效領導力包含別人認為合適的行為。從根本上說，領導力的合法性向來與人們的解釋有關”，[7]即學校中各群體對學術權力的認同，是其社會學意義上合法性的邏輯基礎。

　　二是高校中現存學術權力與行政權力不平衡關系的現實。盡管改革開放后，高等教育系統管理體制的改革和校內管理體制的改革一直在進行，但由于采取的是自上而下的改革模式，種種改革都是通過行政權力的運作而進行的，所以這些改革也在一直強化著學校管理中行政權力的權威。已有的學術委員會或者學位委員會等類似學術權力的制度，實質上都是運行在學校行政規則的框架下，是學校行政管理的輔助機構。這些形式上的學術權力機構自身并不獨立，其運行規則和工作安排都是由學校相關行政部門決定的，所以校長不僅是最高行政權力的代表，而且也是學術權力的核心。[8]

　　經歷長期獨立掌控學校管理大權的歷史，目前國內高校管理中行政權力獨大已成為各校的普遍現實，且“大學領導和中層管理人員實際上形成了特殊的利益集團”，[9]教師群體利益訴求或學術專業需求既難以得到管理層的理解也缺乏相關權力的支持。《規程》對學術委員會參與學校管理的種種權力實現的表述，多采用要求學校“應當”讓學術委員會參與相關學術問題的咨詢、評議、審議和直接決策。文本中并沒有說明不按“應當”做的話，行動者會得到什么處罰。通過這種缺乏強制性的要求，打破行政權力對學術權力壟斷的前景難料。所以，我們認為僅靠《規程》，讓學術權力如所期成為高校治理結構中的必要環節是不夠的。學術權力的真正回歸，需要能夠支持其健康運行的制度環境，所以，高校還需要相關配套制度改革，破解行政權力獨大對學術權力的壓抑與排斥。

　　三是學術委員會的社會基礎建設問題，也是其作為學術權力而發揮影響力的決定性條件。高校中的學術權力合法性來源之一，是教師群體所具有的學術專業知識。這一認識是正確的，但不夠全面。使高校中學術權力能獲得合法性認同并制度化，更是教師群體為維護學術利益堅持不懈抗爭的結果。自中世紀高等教育誕生開始，大學教師群體為維護學術獨立性和長久發展權益，就曾與代表思想控制的教會抗爭，與代表行政干預的城邦權力抗爭，大學在城邦國家之間的遷徙，是教師群體不向強勢干擾屈服的策略之一。

　　在現代高校中，教師群體可以用來維護學術權力，爭取自身利益的策略更多了，除了法律、申訴制度等合法策略外，教師群體的自組織也成為其實現學術權力的重要策略。在非常重視靠自組織力量形成社會秩序的美國，大學教師通過教師聯合會、教授協會等制度，很好地支持和維護了自己的學術權力。在大學中，全校教授會議、教師代表大會等組織構成了學術權力參與學校管理的社會基礎。我國的高校中也有教代會，但多為行政輔助機構，學術委員會要真正成為學術權力執行機構，在高校治理結構中發揮作用，在學術委員會和教代會之間建立相互支持的組織關系，是學術委員會行使學術權力不可或缺的社會基礎。也有學者認為，學術委員會制度建設，要處理好其與學校相關機構和制度的關系問題，其與教代會的關系就是其必須要處理好的重要關系之一。[10]

　　參考文獻：

　　[1] 伯頓・R・克拉克.高等教育系統[M].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4：11.

　　[2] 約翰・S・布魯貝克.高等教育哲學[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39.

　　[3] 別敦榮，唐世剛.論教授治學的理念與實現路徑[J].教育研究，2013，(1)：91-96.

　　[4][7][9] 羅伯特・伯恩鮑姆.學術領導力[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6，12，6.

　　[5] 王英杰.論共同治理―加州大學(伯克利)創建一流大學之路[J].比較教育研究，2011，(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