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導讀：新時期黨既要根據時代要求依法實施對自組織的領導，也要注意發揮自組織的自主性、積極性和創造性。在自組織中發展黨員、建立黨組織，其根本目的在于加強與改善黨對社會的領導，增強黨的階級基礎、擴大群眾基礎。為達此目的，需更新觀念，根據自組織特點來思考自組織黨建問題，探索自組織黨建的新模式、新機制、新方式。

　　關鍵詞：自組織的基本特點,政黨組織關系,解決方案

　　一、當代中國自組織的基本特點與功能

　　由于國家－社會關系不同，對自組織概念的內涵與外延在中西方也有所不同。在西方，公民社會發育比較成熟，無論在理論還是在實踐上，國家社會、“公與私”都有明確的分野，這與西方“個人本位”的文化傳統、發達的市場經濟等因素有關。因此，西方的自組織一般是按照自主、自愿原則建立起來的，政府對公民社會、自組織的干預較少。在我國，從歷史與現實來看，由于受計劃經濟等因素的影響，我國公民社會在改革開放后才現端倪，真正的自組織是在改革開放后出現的新經濟、新社會組織，傳統的政治組織、社團組織等都不屬于真正意義上的自組織，因為從其成立登記條件與實際運作看，它們以一定的行政權力或政治權力作依托，具有“官民二重性”等顯著特點。這一點，從我國以前的社團登記條件中可見一斑。我國在1998年9月通過的《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中規定:申請成立社會團體，首先需要經其業務主管單位審查同意，然后才能向登記管理機關申請籌備。實際上，改革開放以來正式登記的非政府組織或社會組織，許多都是黨和政府從市場領域、社會領域逐漸撤離的結果，以特定的政治或行政權力為依托:一方面，其成立來自政府間接管理需要，是黨和政府在市場和社會領域的代理與中介機構，與原有的黨政組織有密不可分的聯系，至今仍保留著“事業編”，因而具有一定的官方性或行政性;另一方面，它們適應了市場經濟與社會發展的要求，具有成員自助、互益和自我管理等新特點，因而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和民間色彩。

　　組織現象是人類社會的普遍現象。從形成動因與驅力看，人類組織可分為他組織與自組織兩種類型:前者是在外力驅動下或遵照外在指令而建立與發展的，其運作明顯受外力的制約與影響;后者的建立與發展主要不是靠外力或外部指令，而是按照默契的原則、規則或共同制定的契約自然形成，其組織運作主要依靠內驅力。自組織現象是自然界與人類社會的普遍現象，自組織理論在20世紀60年代首先產生于物理學領域，但政治或社會學意義上的自組織與自然科學意義上的系統自組織有所不同，它主要是與政府組織、權力組織相對而言的，如公民社會就是指一個通過創造自治與自愿的非政府組織而形成的一個自組織社會，這些非政府組織包括自助團體、私營經濟組織、宗教組織、文化組織、行業協會、志愿者聯合會、獨立的媒體以及一般的社會團體，不包括政黨等政治色彩或權力意志顯著的政治組織。

　　比較而言，改革開放以來出現的自組織與傳統的經濟社會組織有所不同，與我國既有的有行政依托的政治與社團組織也有所不同:(1)從成立條件看，它們不像傳統的政治與社團組織那樣通過政府、政黨、國有企業等的引導成立，基本上都是自主自愿自發地形成與成立的，無特定的行政或政治權力為依托。(2)從成員構成看，新社會組織大多屬于“青年自組織”，其成員多為青年人。(3)從組織類型與組織屬性看，除了新經濟組織外，新社會組織涉及各式各樣的運動協會、交友協會以及社區、職業、休閑、網絡、公益等自組織，其中大多數為生活型而“非政治型”的。(4)從運作模式與方式看，它們與黨政部門、傳統的群眾團體的組織系統、管理體制有明顯不同，不是通過文件、會議、通知等傳統方式開展活動，而是主要依靠手機、互聯網等網絡平臺發布信息、組織活動。(5)從組織特點看，它們不像傳統的社團組織那樣帶有明顯的行政性、區域性、職業性、紀律性，而是相對松散、比較開放、突破地域與單位限制，具有民間性、自發性等特點。鑒于此，我們把改革開放以來的新經濟、新社會組織等稱之為自組織。之所以如此命名，因為一方面，自組織是一個具有歷史傳統、被廣泛認可、難以產生歧義的概念，其內涵與外延比較明確，而且，自組織能夠涵蓋“兩新組織”乃至以后出現的一些新的社會組織的內涵。另一方面，盡管自組織與非政府組織、第三部門等概念比較接近，但又不完全等同:如“第三部門”是指從事政府和私營企業“不愿做、做不好或不常做的事”的組織，以“非政府性、非市場性、非營利性”等為主要特征。而自組織不僅包括私人領域的一些社會組織，也包括市場領域的一些經濟組織如私營企業。由此可見，自組織概念的外延比第三部門廣泛，它基本上類似于非政府組織。非政府組織盡管與自組織密切關聯，但在我國語言習慣中，廣義政府之外的組織如政黨、工、青、婦、企業組織、行業協會等都屬于非政府組織，但它們并不屬于嚴格的自組織。另外，有人把自組織命名為“無行政權力依托組織”，這一概念比較拗口、難以理解，而且具有“以事物特點指代事物名稱”的缺憾。總之，在我國，用非政府組織、無行政權力依托組織等概念來指代新經濟、新社會組織，或者概念外延過大過小，或者容易誤讀、引發歧異。

　　值得強調的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新出現的這些新經濟與新社會組織及其成員是在黨的改革開放、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總政策允許、支持下成長起來的。新經濟與社會組織的出現，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個必然現象。其存在和發展有利于我國經濟社會的良性發展，它們是一股積極的社會力量。其出現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進步的一個標志，也是社會民主的一種表現。其大量存在，可以減輕黨和政府的負擔，使黨和政府從復雜的社會事務中解放出來、集中精力抓好分內大事。有經驗表明:對轉型國家或發展中國家而言，市民社會和管理性公共領域對現有政權的穩定并不構成直接威脅;開明的政黨國家甚至鼓勵它們的存在與發展，以此來分擔不堪重負的政府的部分功能;相反，政治社會與公共政治領域可以對威權政體或政治獨裁構成直接挑戰。

　　二、現代文明視野中的“政黨－自組織”關系

　　厘清政黨與自組織的關系，是加強自組織黨建的理論與邏輯前提。用傳統的“控制思維”還是用現代民主思維來認識政黨與自組織的關系，其結論迥異。在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今天，只有用現代民主思維來分析政黨與自組織關系，才符合時代進步潮流，才能夠促進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這一方面要求我們必須樹立文明的政黨觀，立黨為公、執政為民、以人為本，民主執政、依法執政、科學執政，依法實施對國家和社會的領導，正確處理黨的領導、人民民主、依法治國之間的關系，以黨內民主推進社會民主與國家民主。另一方面，要與時俱進、改革創新，正確認識與處理政黨與自組織的關系，不能墨守成規。從政黨文明與民主政治看，在當今政黨政治世界，政黨、社會、國家共同構成現代政治生活的三大主體力量，現代民主政治就是政黨、國家和社會相互作用而構成的政治體系、政治運作方式和政治過程。在這種交互作用中，形成了政黨政治的基本關系，即政黨與國家、政黨與社會、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系。只有厘清現代政黨－國家－社會關系，才能清晰把握政黨與社會、社會組織與社會、政黨與社會組織的關系，進而把握政黨與自組織的關系。具體而言，從現代意義上看，社會、政黨、國家分屬于不同的三個領域，即公民社會領域、公共領域、國家領域。首先，就公民社會而言，這是一個為人熟知，卻爭議很大的概念。在西方，法國學者布隆代爾指出:“我們在為‘社會’尋找定義時，發現所有的定義有一個共同點:它們都只是指出(公民)社會不是什么東西，至于不是什么東西，則又眾說紛紜:國家、政黨、市場、個人。”

　　在我國，學界對“公民社會”也有不同理解。借鑒中外相關研究，我們把公民社會界定為“自組織社會”，即一個通過創造自治與自愿的非政府組織而形成的一個自組織社會，這些非政府組織包括經濟組織、宗教、文化組織、行業協會、獨立的媒體以及一般的政治團體。其中，它又可細分為兩部分:一是市民社會，包括各種自治的社會、經濟、文化組織。二是政治社會。從一定意義上說，民間社會的存在并不意味政治社會的存在。只有自組織參與社會運動、影響國家決策或分享國家權力時，政治社會才會出現。公共領域是一個與公民社會密切相關的概念，它是人們公共集會、討論共同關心的普遍利益的公共論壇。即公共領域可看作存在于公民社會和國家之間的中介領域，但公共領域并非國家與社會之間的被動領域，而是具有一定的自主性與主動性，其意志與行為既可影響公民社會，又可影響國家權力。從理論上看，盡管公民社會和公共領域都可獨立存在，但現實中是相輔相成、缺一不可的:沒有公共領域，就沒有一個供社會各方論辯、使國家與社會相互作用的平臺，公民社會就會因沒有制度化的表達渠道而對公共事務、公共權力無能為力;沒有一個聚合型的公民社會，公共領域將會被烏合之眾所主導，個人將無法直接與社會組織聯系，只能任各路政治精英所鼓動、所操縱。只有個體通過公民社會組成有力的整體，公共領域才能有效發揮作用。與公民社會的細分相應，公共領域也可分為兩部分:一是與市民社會相對的管理性公共領域，二是與政治社會相對的政治性公共領域。前者是一個物質性公共領域，主要關注私人及其自組織等討論與規定集體產品、服務如何分配問題，后者主要關注國家權力問題。再者，國家領域即國家權力領域，與公民社會、公共領域有明顯不同，其主要包括與國家權力相關的各種組織如政府、內閣、行政機關、立法機關、司法機關等。那么，現代政黨屬于國家領域還是社會領域?以往人們常以“國家－社會”二分法來分析政黨，其結論只能是“要么政黨屬于社會、要么屬于國家”。

　　實際上，“國家－社會”二分法是一種西式的、傳統的分析范式，對西方早期政黨作“體制內”與“體制外”分析比較適用，體制內政黨產生于既有憲政與選舉體制內，或者說最初產生于國家之內。“體制外”政黨產生于既有憲政體制外，或者說來自于社會。但隨著現代國家與社會的發展，社團、行業協會、利益集團等公共組織大量出現，在國家與社會之間衍生出一個公共領域。隨著政黨政治的歷史發展，原初意義上的“體制內”與“體制外”政黨都已發展成為現代大眾性政黨或“全方位黨”，如西方學者柯什海默在20世紀60年代所言:整個西方社會存在著一個從個人代表型的中產階級政黨到代表一定階層利益的大眾型政黨，最后到爭取盡可能多選民支持的“全方位黨”的發展過程。人們一般視政黨為國家與社會之間的中介組織，屬于公共領域之公共政治領域。正如《布萊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中定義的:政黨是將國家機構與公民社會機構聯系起來的機制，政黨運行于正式政治體制的正式部分和非正式部分之間的交界上。在我國，有學者也指出:“政黨一端連著民眾，因為只有得到相當一部分民眾的支持，政黨才能生存和發展;另一端連著國家、政府、權力，因為只有掌握權力，或對政府的運作施加影響，政黨才有存在的價值。政黨不同于民眾，因為它是民眾的組織化;政黨也不同于政府，因為它代表民眾對政府的要求和控制。”然而，當代政黨并非公民社會與國家權力之間的被動領域，而是具有獨立權力意志的政治組織:一方面，政黨需要民眾支持與認同，以獲得政治合法性與執政地位，又希望“控制”民眾與社會;社會大眾既需要通過政黨來表達民意、實施政治參與、間接實現人民民主，又希望監督政黨、避免政黨假民意而營一黨之私。另一方面，政黨既希望執掌政權，但也不希望因行政化、官僚化而失去民眾支持。國家也想控制政黨，希望把政黨納入既有體制內，實現政黨法制。在我國計劃經濟時代，黨政不分、政黨與社會不分現象比較嚴重，每個人都是“單位人”而非“社會人”，政治干預“私領域”或私生活。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已明顯意識到政黨－國家－社會之間是有區別的，政治已不再干預人們的私生活，這是巨大的政治與社會進步。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民主政治的新時期，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一方面要正確處理黨與政府的關系，依法治國、依法執政。另一方面要正確處理黨與社會、與群眾的關系，民主執政、科學執政，依法實施對社會、人民群眾的領導與政治影響。只有如此，才能增強黨的階級基礎、擴大黨的群眾基礎，始終保持黨的領導與執政的政治合法性。今天之所以強調要增強黨的階級基礎、擴大黨的群眾基礎，之所以強調“兩新組織黨建”這一命題，本身就是建立在“政黨、國家、社會有所區別”這一理論基礎之上的。在政黨－國家－社會關系、公民社會－公共領域－國家領域關系視閾中，改革開放中出現的自組織自然屬于公民社會領域。其中，新經濟組織明顯屬于公民社會中的民間社會。新社會組織一般屬于民間社會，只有其具有了參與社會運動的特征時才屬于政治社會，進一步說，只有它們關注國家權力、試圖影響國家決策、謀取政治地位與政治權力時，才能躋身于公共政治領域。新時期，中國共產黨與自組織的關系，實際上反映了政黨與社會關系、黨群關系，反映了黨的領導、人民民主與依法治國的關系。自組織黨建問題，實際上是作為領導核心的中國共產黨如何依法實施對自組織的政治領導、擴大在自組織中的政治影響、鞏固黨的階級基礎與擴大黨的群眾基礎問題。

　　三、當代中國自組織黨建:基本問題與對策思路

　　在我國，中國共產黨是唯一領導黨，也是唯一執政黨，實現“黨組織和黨的工作全社會覆蓋、加大非公有制經濟組織與社會組織黨建工作力度”理所當然，這是黨的領導地位與執政地位的必然要求，是增強黨的階級基礎、擴大黨的群眾基礎的時代要求。但是，新時期如何實施黨對自組織的影響、正確處理自組織黨建的“全覆蓋與有效性”之關系，首先要解決觀念與思路問題。是直接實施黨對自組織的領導與政治影響，還是按照依法治國的要求來實現間接影響與直接影響的結合呢?我們認為，應按照后一種思路來思考自組織黨建問題:從擴大黨的政治影響與促進民主政治發展相統一的高度，立足現實、順應潮流，堅持黨的領導與人民民主相結合、法治方式與德治方式相結合、直接方式與間接方式相結合、依法實施黨的作用與基層黨建相結合、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結合，采取多種方式來實現黨對自組織的政治影響。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探討自組織黨建的基本問題。

　　(一)正確認識黨對自組織的領導方式與影響

　　渠道的多樣性新時期，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生命，民主法治是時代特色。在這種背景下，黨對自組織的領導方式與途徑是多樣的:(1)通過依法治國間接實施黨對自組織的領導，通過把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上升為國家法律、向國家機關舉薦干部、改革與完善社會管理體制等，借助國家政權、國家法律可以有效地間接實施黨對自組織的領導，這也是依法治國的內在要求。(2)通過黨的政策來直接實施對自組織的影響。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也是實現黨的領導的主要方式。列寧曾經指出:“是靠這個先鋒隊所實行的政治領導正確，靠它的政治戰略和策略正確，而最廣大的群眾根據切身經驗也確信其正確。”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制定與實施，可以取得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和信賴。如把尊重勞動、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尊重創造作為黨和國家的一項重大方針，就能夠在全社會營造鼓勵干事業的社會氛圍，就能夠贏得廣大人民的廣泛認同。(3)通過統一戰線來實施黨對自組織的影響。“統一戰線始終是推進黨和人民事業發展的重要法寶，也是中國共產黨執政興國的重要法寶。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發展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實現各黨派、各團體、各民族、各階層及一切熱愛中華民族的人們的大團結，是推進黨和人民事業發展的必然要求。”通過統一戰線與人民政協，可以協調各方(包括自組織)、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實現全社會廣泛的團結，從而實施與擴大黨的影響。(4)通過黨對工、青、婦的政治領導間接實現對自組織的影響。黨對人民群眾的領導，除了通過國家有關部門對社會團體進行領導和行政管理外，還可以通過工會、共青團和婦聯來間接實現黨對自組織的領導。這是因為，在我國，工會、共青團、婦聯是在共產黨領導下建立與發展起來、直接接受黨的領導的群眾性組織，它們是黨聯系群眾、聯系社會的橋梁與紐帶，其成員覆蓋了中國人口的絕大多數人，自組織成員難免其外。(5)通過黨的思想政治工作影響、吸引自組織。思想政治工作是我們黨的政治優勢，也是實現黨的領導的基本方式之一。“掌握思想教育，是團結全黨進行偉大政治斗爭的中心環節。”通過思想政治工作，可以用科學的理論武裝人、用正確的輿論引導人，可以宣傳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增進黨和人民群眾之間的理解和信任，能夠動員群眾、組織群眾、充分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創造性，能夠使全國人民同心同德、齊心協力實現黨的路線方針政策。(6)通過組織吸納、擴大黨的基層組織的覆蓋面直接影響自組織及其成員。廣大人民群眾加入黨領導下的各種政治組織尤其是黨組織，可以獲得政治上的認同感和政治歸屬感。把承認黨的綱領和章程、自覺為黨的路線和綱領而奮斗、經過長期考驗、符合黨員條件的社會其他方面的優秀分子吸收到黨內來，有利于增強黨的階級基礎、擴大黨的群眾基礎，有利于提高黨在全社會的凝聚力和影響力。總之，黨對社會領導的方式是多樣的，是間接的權力領導方式與直接的非權力領導方式的統一。吸納新社會階層中的符合條件的積極分子入黨，在自組織中建立黨的基層組織，這只是實現黨對自組織影響的一個方面、一條直接途徑，但并非唯一途徑。

　　(二)正確認識自組織黨建的若干問題

　　新時期要加強自組織黨建，“全覆蓋”固然重要，但“全覆蓋”本身不是目的，其目的是為了發揮黨對自組織的影響力。因此，對自組織而言，關鍵不是黨組織覆蓋、黨員覆蓋，而是黨的作用力與影響力覆蓋。切實解決自組織黨建的“全覆蓋與有效性”，必須克服傳統的黨建思維與黨建模式，大膽進行思維創新與黨建模式創新，認真解決好以下基本問題:

　　第一，要對“自組織黨組織”有切實可行的功能定位。新時期，是把自組織黨組織建成“黨務型”的，還是建成“服務型”的呢?一般說，黨的基層組織是黨在社會基層組織中的政治核心，具有戰斗堡壘、宣傳教育、組織學習、組織發展、監督管理等方面的功能。但現實社會中，由于行業性質與特點差異，黨的基層組織在不同行業、不同基層單位的功能與作用也有所差異。對此，《中共中央關于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的建設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對各類基層黨組織的地位功能有不同的定位:非公有制經濟組織、新社會組織中的黨組織要圍繞貫徹黨的方針政策、引導和監督遵守國家法律法規、團結凝聚職工群眾、維護各方合法權益、促進健康發展等職能探索發揮作用的途徑和方法。因此，要根據自組織特點，克服把“兩新基層黨組織”建設成為傳統的“黨務型”的思想傾向。要進行思維創新，把“兩新基層黨組織”定位在“學習型”、“引領型”、“服務型”上，既要強調其政治作用，更要強調其對黨員的教育管理、組織學習、寓教育管理于服務之中，使“兩新”基層黨組織圍繞“服務單位科學發展、服務員工全面發展、服務黨員崗位成才”，有效發揮“引領單位價值取向、引領單位道德風尚、引領員工的素質建設”方面的作用，充分發揮其在代表與集結民意、組織動員、政治教育、價值導向、信息溝通、利益協調、發展穩定方面的功能，實現政治功能與社會功能的有機統一。

　　第二，要對自組織的黨員功能恰當定位。黨章對黨員的思想、政治、學習、工作、生活、精神、道德、組織紀律等有明確規定，要求黨員必須具有較高的思想政治素質、一定的科學文化素質、良好的道德風尚、高尚的精神品格、嚴明的組織紀律性、良好的作風素養、鮮明的黨性觀念和黨的意識、發揮行為示范作用。值得注意的是，我們既然對不同行業黨的基層組織的功能定位有所區別，那么，對不同行業、不同基層組織中的黨員的功能與作用是否也有應所區別呢?這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實際上，若對自組織中的黨員與對國家機關中的黨員一樣要求，在實踐中難以辦到。如自組織中的黨員能否對自組織的違法亂紀行為進行揭露、對私營企業主生產經營方面的違法行為進行舉報呢?如果揭露和舉報，這些黨員有可能丟掉工作、失去生活保障，為此他們能否得到黨和國家的救濟呢?在依法治國的今天，自組織的違法行為應主要由國家有關管理部門來承擔，這是其應盡責任。若自組織中的黨員能夠按照黨員的基本要求去做，自身發揮了行為示范、道德示范、密切聯系群眾等作用，就應該算合格黨員。因此，自組織黨員功能應定位為服務單位發展、服務群眾、密切聯系群眾，以先進模范作用引領群眾、以良好思想道德品格引領群眾，做社會主義道德的示范者、誠信風尚的引領者、公平正義的維護者，以實際行動彰顯共產黨人的人格力量。借此來吸引、影響、感染廣大群眾。

　　第三，要正確分析我國自組織的現狀與形勢，明確哪些自組織內適宜建立黨組織，哪些目前還不適宜或無條件建立黨組織。資料顯示，當前全國自組織的數量與人員龐大，但從自組織黨建看，到底有多少自組織可成為黨建考慮對象，這是一個需要思考的問題。概括說，自組織內建立黨的基層組織起碼需要三個條件:一是該自組織是固定的、職業性的，而非松散的、臨時性的;二是該自組織內有正式黨員三人以上，且正式黨員不是兼職的，無其他正式單位依托;三是這些自組織及其內部黨員有建立黨組織的愿望，起碼不強烈反對。只有具備這些基本條件，才能在這些自組織內部建立黨的基層組織并開展活動。

　　第四，關于自組織黨建“自建、聯建還是區域化建設”問題。是按照傳統的基層黨建模式在一個自組織內獨立建設一個支部，還是根據自身特點，采取幾個單位聯建或區域化“合建”?一般說，在一個條件成熟的自組織內獨立建設一個黨支部，這比較理想，也符合傳統黨建模式，但對目前無條件在單一自組織內建立黨組織的，應創造性地探索黨的基層組織建立與活動的模式，改變以工作地點、工作單位為依托、以職業劃分為特點建立黨支部的傳統觀念，努力探索幾個自組織聯合建立黨支部，或直接探索“區域化建黨”模式，在這些自組織所在區域，以區域為單位建立一個聯合黨組織，如在自組織密集或流動人員居住密集區，以區域或社區為單位建立黨支部、黨員工作站等，使其成為流動黨員過組織生活、學習、社交相統一的場所。

　　第五，自組織黨建是沿襲傳統的“封閉式”模式還是“開放式”模式?一般而言，傳統黨建模式基本上是“封閉式”的，只有黨員才能參加黨內活動。但黨組織不是自轉的，黨組織活動不是“關起門來自娛自樂的”，應該是服務群眾、影響群眾的。在信息化時代，我們應該根據自組織及其成員特點，變傳統的“封閉式”模式為“開放式”模式。在條件允許情況下，應鼓勵有意愿參加相關活動的入黨積極分子乃至普通群眾參加，以擴大對群眾的影響力與吸引力。

　　總之，新時期黨既要根據時代要求依法實施對自組織的領導，也要注意發揮自組織的自主性、積極性和創造性。在自組織中發展黨員、建立黨組織，其根本目的在于加強與改善黨對社會的領導，增強黨的階級基礎、擴大群眾基礎。為達此目的，需更新觀念，根據自組織特點來思考自組織黨建問題，探索自組織黨建的新模式、新機制、新方式。